汾水滔滔,漫过晋阳城墙仅剩的三版之地,城内“悬釜而炊,易子而食”,赵氏政权已命悬一线。城外,智伯瑶立于战车之上,望着水中飘摇的城池,得意地对身旁的韩康子、魏桓子笑道:“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 韩、魏二人闻言面色惨白,自家都城安邑、平阳皆邻大河,智伯瑶的狂妄之语,恰是对他们的死亡预告。此时,谋士絺疵在侧冷言警示:“韩、魏两家必反,主公当早做防备!” 智伯瑶却抚掌大笑:“吾与二家约共灭赵,三分其地,彼何敢反?” 他未曾想,这句刚愎自用的断言,竟成了智氏灭族的谶语。
三日后,韩、魏两家暗与赵氏结盟,连夜掘开堤坝,汾水倒灌智伯军营。曾经不可一世的智家军瞬间溃散,智伯瑶兵败被杀,家族被屠,其地被赵、韩、魏三家瓜分,战国格局就此奠定。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录完这段史事后,掷地有声地写下十字箴言:“谋及下者无失策,举及众者无顿功。” 这不仅是对智伯瑶之死的盖棺定论,更是穿越千年的生存智慧——当一个人关闭了倾听的耳朵,便等于自断了生路;当一个人凝聚了众人的力量,便拥有了破局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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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及下:不是妥协,是对智慧的敬畏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智伯瑶的败亡,并非因智谋不足,恰恰是因他自视甚高,将“独断”误作“果敢”。早在攻打赵氏之前,智伯瑶向韩、魏索要土地时,韩臣段规便劝谏韩康子:“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与之,必益骄,骄而轻敌,然后可图也。” 魏臣任章亦劝魏桓子:“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韩、魏二主听从谋士之言,以退为进,实则早已埋下反戈的伏笔。而智伯瑶的谋士絺疵,更是从韩、魏二主的神色中洞悉危机,再三进谏,却始终不被采纳。
反观赵襄子,被困晋阳时,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召集城中老臣、乡绅问计:“城将破矣,诸位有何良策?” 正是在众人的建议下,他才坚定了固守待变的决心,最终等到了反戈一击的时机。《尚书》有云:“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真正的智者,从不会认为自己手握全部真理,而是懂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之初,秦国国力衰弱,河西之地被魏国侵占,六国视其为“西陲蛮夷”,甚至密谋瓜分。面对内忧外患,秦孝公没有在朝堂上独断专行,而是下了一道震动天下的“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道求贤令,打破了贵族世袭的桎梏,向天下敞开了纳贤之门。彼时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正是被这份诚意打动,西行入秦。
商鞅初入秦,曾三次面见秦孝公,分别献上“帝道”“王道”“霸道”之策。秦孝公并未因前两次不合心意而逐客,反而耐心倾听,最终认准“霸道”强秦之策。期间,秦国老臣甘龙、杜挚以“变法乱祖制”为由强烈反对,秦孝公亦未曾压制异见,而是让商鞅与老臣当庭辩论,在交锋中厘清利弊,最终坚定了变法的决心。正是这份“谋及下”的胸襟,让秦国得以吸纳旷世奇才,推行变法,终成“虎狼之师”。
反观同一时期的魏惠王,商鞅曾主动献策,却因他刚愎自用,不屑一顾,最终错失良才。后来魏国被秦国打得节节败退,魏惠王追悔莫及地叹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 却早已无力回天。《管子》有言:“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真正的强者,从不畏惧不同的声音,因为他们知道,那些看似逆耳的谏言,或许正是避免失误的良药;那些来自基层的智慧,或许正是破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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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及众:不是借力,是对人心的凝聚
“举及众者无顿功”,并非简单的“人多力量大”,而是构建“利益与共、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智伯瑶攻打赵国时,虽裹挟韩、魏之兵,却只许以“灭赵后三分其地”的空头支票,从未真正将二家视为盟友。攻城之际,韩、魏士兵消极怠工,只因他们深知:胜则智伯独大,败则自身难保,这场战争与己无利。
而赵襄子之所以能在晋阳被围、粮草断绝的绝境中坚守不失,正是因为他早已与百姓建立了深厚的羁绊。此前赵襄子治理晋阳时,“减轻赋税,宽宥刑狱”,将仓库中的粮食分给百姓,与民同甘共苦。当城池被围,百姓即便“易子而食”,也无一人叛逃,因为他们明白,守住晋阳,就是守住自己的家园。《孟子》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所谓“举及众”,本质上是“得道”——当你把他人的利益放在心上,他人自然会为你赴汤蹈火。
秦孝公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谋及下”,更在于“举及众”。他支持商鞅变法,并非让其孤军奋战,而是打破贵族特权,“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让底层百姓通过耕战获得晋升机会;他承诺“与之分土”,并非一句空话,而是真正让有功者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于是,秦国百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士兵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农民在田地里辛勤耕作,整个国家凝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短短二十余年,秦国便从“西陲弱国”蜕变为“虎狼之师”,最终横扫六国,统一天下。
楚汉争霸的结局,更是对“举及众”的生动注解。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却刚愎自用,猜忌功臣,鸿门宴上不听范增之言,逼走韩信、陈平,最终众叛亲离,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而刘邦,论武力不及项羽,论智谋不如张良,却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刘邦懂得“举及众”,将天下贤才视为伙伴,共享胜利果实,最终凝聚起改天换地的力量。
《荀子》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创业经商,抑或是为人处世,“举及众”都是成事的关键。它不是简单的拉人入伙,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在这件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获得应有的回报;它不是盲目地追求人数,而是让每个参与者都能同心同德,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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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启示:高情商的成事之道
《资治通鉴》记载的千年史事,都在反复印证“谋及下者无失策,举及众者无顿功”的真理。对于现代人而言,这句话不仅是治国理政的帝王术,更是高情商的成事之道。
高情商的人,懂得“谋及下”,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他们明白“独木难成林”。在职场上,那些总觉得“自己最懂”的管理者,往往因忽视团队建议而陷入困境;而懂得放下身段,倾听下属意见的领导,总能在众说纷纭中找到最优解。就像魏文侯,攻下中山国后,将其封给儿子,群臣皆赞其“仁君”,唯有任座直言:“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 魏文侯大怒,任座趋出。随后翟璜进言:“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 魏文侯闻言大悦,亲自下堂迎接任座,奉为上客。正是这份容人之量、纳谏之心,让魏国在战国初期成为强国。
高情商的人,懂得“举及众”,不是因为他们孤军奋战,而是因为他们明白“众人拾柴火焰高”。无论是创业还是做事,懂得分享利益、凝聚人心的人,总能走得更远。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功勋盖世,唐肃宗设宴庆功,称“天下再造,皆卿等力也!” 郭子仪却离席叩首:“此非臣之功,实乃陛下威灵,将士用命!” 他将功劳分给众将,将赏赐赠给士卒,最终历仕四朝而不倒,成为史上罕见的“富贵寿考”四全之人。正如《周易》所言:“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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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及下者无失策,举及众者无顿功”,这十字箴言,藏着为人处世的大智慧,也藏着成事立业的底层逻辑。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者,不是声音最大的人,而是愿意弯下腰倾听的人;真正的成功,不是孤军奋战的荣耀,而是众志成城的辉煌。
愿我们都能懂得倾听的价值,敬畏众人的智慧,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行稳致远。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警示的:“治乱之机,在于用人,邪正之辨,在于核真。” 而用人之要,正在于“谋及下”;成事之基,正在于“举及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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