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榘运走导弹基地建材，老部下孙继先：封锁军用铁路，堵住他们

1960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大漠里起了风，细沙打在脸上生疼。军用小站的铁轨在阳光下泛着白光，一列闷罐车慢慢启动，车厢里装满了钢材、水泥、木料。站台上，有人气得一拳砸在枕木上：“封锁铁路，堵住他们！”这一声吼，把所有人的目光都拉向了同一个名字——孙继先。

有意思的是，这场看似只是为几车建材争执的风波，背后牵出的，却是从大渡河到大戈壁、跨越三十年的一段军旅因缘。争的不是东西，争的是责任，是对国家重点工程的一口硬气。

一、大渡河勇士的出身与成长

孙继先1911年出生在山东曹县的一个农家，家境清苦，七岁就开始给人放牛。白天赶牛，晚上还得帮着干点零活，这样的童年，说辛苦不算特别，但绝不轻松。九岁那年，他被送到邻村拳师门下，练刀枪棍棒，起早摸黑，一练就是好几年，身上慢慢有了股刚劲。

1931年，他已经是一身好功夫的青壮年，被招进西北军第26路军，在工兵营当兵。工兵营干什么？架桥、挖壕、修路，活儿脏累不说，还经常得冲在前头。日后他在大西北搞导弹基地建设，这段工兵经历，不得不说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同年冬天，蒋介石调26路军去中央苏区“围剿”红军，军中怨声载道。这支部队本来就对“围剿”心存抵触，加上内部矛盾积累，最终在江西宁都起了义，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宁都起义在党和军队史上很有名，而在这场历史转折中，孙继先也跟着走上了另一条路。

参加红军后，他很快被调上前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那几年，他从一个普通工兵，逐渐成为善打硬仗的基层指挥员。战斗频繁，换防急促，人命如纸，可他偏偏在这种环境里越磨越硬，骨头越练越硬。

二、从“天下第一营”到大渡河渡口

1934年长征开始后，孙继先所在部队被编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他担任一营营长。当时团长是杨得志，这个团后来被周恩来评价为“天下第一团”，而一营则被视为团里的尖刀。试想一下，一方面军主力在雪山草地间穿行，开路先锋的位置，谁都不愿意，也谁都离不开。

强渡大渡河，是这支部队最著名的一战。1935年5月，红军前有大渡河天险，后有敌军追击，情况非常危急。大渡河河面宽、流速急，一旦被敌人抢先控制渡口，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任务落到了孙继先的一营头上。

据当时战友回忆，那天河风很大，浪头打在船板上，晃得人心里发虚。孙继先挑出17名战士，亲自带队抢渡。上船前，有战士小声说：“营长，这一去，怕是……”他打断对方：“只要拿下对岸，后面几万人就有路走。怕也得去。”话不多，却压住了所有人的心气。

抢渡成功后，红军迅速控制了渡口阵地，为大部队安全过河赢得了宝贵时间。这个营从此声名大震，“大渡河勇士”的称号也跟着孙继先一辈子。毛主席几十年后在丰泽园见到他，还点名提起这段往事，可见印象之深。

长征结束后，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此时的孙继先，已经从营长升任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参谋长，很快又调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参谋长。1931年还是普通士兵，到1936年就成了师参谋长，很多人只看到“走得快”，却容易忽略这五年中他经历的战斗次数和生死关口。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调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担任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参谋长。这个团名气也不小，战斗作风硬、机动性强，很快成为华北抗战中一支重要兵力。后来，他又担任一二九师挺进队队长，带部队挺进山东开辟根据地，与沂蒙山密不可分。

在山东，他先后任山东抗大一分校副校长、鲁中军区三分区司令员。战斗、建政、办学，都干过。不得不说，这样的履历，到了解放战争时，很自然就站到了大军团指挥员的位置。

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华东野战军作战，参加了莱芜、泰安、沙土集、洛阳、开封、济南、淮海等一系列重要战役。战场从山东一路打向中原，再到全国，部队番号也多次调整。到战争后期，他已经是第三野战军二十二军首任军长，带着老部队一路打到全国解放。

1949年以后，他担任三野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参谋长。战场硝烟慢慢散去，军队进入新的阶段，他又被选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高级系主任、战役系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到这里为止，他的人生轨迹算得上典型的“战将成名”路径，但真正让他和“导弹”“大戈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还在后头。

三、大西北导弹基地的艰难起步

1957年，中央决定组建我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基地，编号为“二十训练基地”。这么大的工程，需要一位既懂作战又懂工程的指挥员。看来看去，组织上把目光投向了当年那个在工兵营摸爬滚打，又在大战中屡立战功的老营长——孙继先。

接到任命时，他已经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将军官。要说舒服的路，他完全可以继续在指挥岗位或院校高干岗位上工作，环境条件都会好得多。但国家的重点建设任务摆在那儿，他没有犹豫，带队奔赴大西北。

他后来回忆那段刚到戈壁的情形：手里只有一纸任命，“光杆司令”四个字一点不夸张。没有政委，没有副司令员，没有齐整的机关班子，甚至连住的营房都没有。到地方一看，全是风沙、戈壁、盐碱地，晚上睡觉风一刮，帐篷像要被掀走。

紧要关头，他再次展现出在长征中练出的那股子韧劲。一边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搭班子。他提议由空三军政委栗在山来担任基地政委。这个建议报上去，总干部部直接开了“绿灯”，破格将栗在山由军级提升为正兵团级，以配合二十基地的重要地位。

副司令员人选，他点名要广州军区参谋处处长李福泽。这个干部熟悉工程兵情况，又有参谋工作经验，很适合干实事。总干部部同样迅速批准。就这样，一个初具雏形的领导班子在黄沙之地搭起来了。

在导弹试验中，观测和摄影极其关键。为此，他又从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调来一批懂摄影、懂技术的专业人员。军队院校刚刚培养出的一批优秀毕业生，也优先向二十基地输送。可以说，那个年代在人才极为紧缺的情况下，国家仍然想方设法往这块戈壁滩上“输血”。

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国家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二十基地的建设。”这是原话，含义很重。当时国家经济形势并不宽裕，工业基础薄弱，但在预算安排和物资调配上，还是尽可能向这里倾斜。1958年，孙继先进京面见周总理，申请建设经费。周总理一口气批了五亿元，在当年的条件下，这笔钱相当可观。

不过，钱有了，事还远没那么好办。修路、建营房、架设备，要人手，要物资，也要时间。戈壁滩气候恶劣，冬冷夏热，水源匮乏。为了节约经费和运输成本，他们号召部队自力更生，在营区周围开垦菜地。由于环境太差，起初蔬菜根本种不活，大家反复试验，换土、挖渠、打井，才慢慢实现蔬菜基本自给。

生活紧张到什么程度？有回他去北京汇报工作时，听说修建人民大会堂后还剩下一部分边角建材，就当场向周总理提出能否拨给二十基地使用。周总理听完后爽快答应，立刻协调相关部门，把这些边角料集中运往西北。对外人看只是剩料，对他们来说却是雪中送炭。

四、与陈士榘的一场“硬碰硬”

说到1960年那场封锁铁路的冲突，就要提到另一个名字——陈士榘。陈士榘当时是工程兵司令员，早年也是红军出身，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野战军担任参谋长。论资历、论职务，他都是孙继先的老首长。两人在战争年代共事多年，私交也不错。

1960年夏，导弹试验靶场初步建设已经见到框架，但距离完善还相当遥远。营房、附属设施、检测站，还需要大量建材。工程兵多个部队在大戈壁上承担施工任务，条件极其艰苦，官兵们风餐露宿，连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一些营连就睡在简易窝棚里，雨一来就漏，风一刮就响。

在这种情况下，陈士榘看在眼里，心里有数。他考虑到工程兵部队未来还要调往其他方向施工，手里总得有点家当，就下令在撤离时把部分剩余建筑材料装车拉走，准备带回部队，用来改善官兵住宿。

对工程兵来说，这么做多少有点“自己人用自己干出来的材料”的意思，既合情也合兵情。就在他们装车、准备通过基地附近军用铁路时，消息很快传到了二十基地。

有人一路小跑进指挥部：“司令员，工程兵那边，把咱这边的建材往车上装呢，说要拉走。”孙继先听完，脸色一沉，想都没多想，立即下令副司令员李福泽：“封锁军用铁路，堵住他们。车一节都不许放行。”

不得不说，这个决定下得非常硬。军用铁路是按任务统一调度的，轻易不会阻断。李福泽带人迅速赶到，现场下达命令，铁路暂时停用，工程兵的车队就这样被拦在了线上。

此时的场面颇为紧张。一边是为国家重点工程修建设施的工程兵，一边是同样为导弹试验忙得焦头烂额的二十基地。双方官兵都是老战士，谁也不愿意在这种节骨眼上闹僵，但命令摆在那里，不能乱。

陈士榘很快得知情况，直接打电话向时任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反映。电话那头语气里带着火气：“孙继先这老小子，堵了铁路，不让我们走。”杨成武了解前因后果后，先是安抚工程兵一方，同时也给孙继先打去电话，意思是先让车通过，具体问题再由上级协调解决。

接到指示后，孙继先执行命令，先行放行车队。但他心里这口气并没消。他清楚，二十基地的建材大多是国家用极大代价调拨而来，有的甚至是周总理亲自批示所得。如果这一批被拉走，后续工程进度极可能受影响。

放行之后，他马上给时任总参谋长罗瑞卿打电话，把情况从头到尾汇报了一遍。他在电话里提出很明确的意见：这些建材是国家专门供给二十基地建设导弹靶场的，当初运进来花了大量人力物力，现在再运出，不仅浪费，也会拖后腿。“今后的工作怎么进行？”这句话，说得既直接又不无怒气。

罗瑞卿综合各方情况后，作出了决定：要求工程兵方面将已经运走的那些建材全部退还二十基地，继续用于导弹试验场建设。这个裁决，既尊重了当初的任务安排，也表明了国家对导弹工程的决心。

从结果来看，孙继先在“老首长”面前，硬是扛到底。有人或许会问，这是不是太“轴”了？但站在当时的工作位置上，他认为自己守的是国家战略工程的底线，退一步，后面可能就是一步步让步。对他这种一路从战火中打出来的指挥员来说，在原则问题上硬一点，是性格，也是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因建材引发的“冲突”，并没有伤害两人之间的私人感情。战后多年，他们依然保持着老战友的关系。1990年，孙继先去世后，已经离休多年的陈士榘专门上门慰问其家属，还对孙继先的儿子笑着提起当年的旧事：“你爸爸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大！”言语中既有调侃，也有认可。

从大渡河到大戈壁，从营长到“导弹司令”，孙继先身上那股“不好说话”的牛脾气，一直没改。早年它体现在冲锋在前，不肯后退；后来体现在对工程、对任务一寸不让。某种意义上，这种性格既是个人烙印，也是那个年代许多军人共同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