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公益诉讼守护劳动者权益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奠定了其作为强化司法监督、维护公共利益关键举措的政治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并明确要求“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诉讼”，为公益诉讼制度向民生领域拓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这一拓展，不仅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法治实践，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新经济形态挑战、系统性保障社会核心利益的必然选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适应性与前瞻性。

一、将劳动者权益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的法理基础

将劳动者权益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因其具有内在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这一属性超越了传统私权纠纷范畴，构成了检察公权力介入的正当性基础。

传统法律框架下，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权利常被置于劳动合同关系之中，视为典型的个体私益。然而，现代劳动法的发展与国家干预的深化表明，劳动者权益体系中具有“公益”属性。其一，涉及内容为基准，具有公共性。国家通过立法强制规定的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劳动安全卫生标准等劳动基准，并非纯粹的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而是国家为维护劳动力再生产、保障社会基本公平、防范系统性社会风险而设定的公共秩序条款，保护这些基准，就是保护一种社会性的、基础性的法益，可称之为“劳动公益”。其二，侵害后果的扩散性。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系统性、规模化侵害，其危害不仅及于个体劳动者，更会破坏健康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生态，损害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加剧社会不公，其负面影响具有显著的社会扩散性。当侵权具有普遍性和模式化特征时，其所损害的法益便从个体私益之和，质变为关涉经济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检察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以诉讼方式履行监督职责、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制度。其与“劳动公益”保护具有高度的制度契合性。首先，在功能上具有补位性。当行政机关对普遍性侵权监管不力，或个体劳动者因力量悬殊、举证困难而难以维权时，检察公益诉讼提供了公权力主动介入的渠道，弥补了行政监管与私力救济可能存在的“双重失灵”。其次，在效果上具有系统性与预防性。检察公益诉讼不局限于个案的金钱赔偿，更侧重于通过诉前检察建议或诉讼请求，督促纠正违法的制度性、机制性问题，能够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源头治理效果。最后，在机制上具有协同性。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程序，能够有效串联并激活行政监管、司法审判与社会监督，推动形成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治理合力，构建“法律监督﹢行政履职﹢司法保障”的立体防护体系。

二、将劳动者权益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现实需求

当前，劳动领域矛盾纠纷多发，传统劳动争议解决机制难以应对系统性、群体性侵权问题。以“一裁两审”为核心的私益诉讼模式本质上是个案化、事后性的救济，劳动者在自身权利受损后被动启动程序，即使获得胜诉，其效力也仅限于个案，对于不特定多数劳动者的系统性侵害，这种分散的诉讼模式效率低下且无法实现根源治理。同时，行政监管体系的能力与手段也相对滞后，传统劳动监察以线下、固定场所的用工为主要对象，在面对线上化、跨区域、高度灵活的新就业形态时，存在监管缝隙与执法困难。再者，以工会和集体协商为核心的社会救济机制作用有限；劳动者组织化程度低、工作场所虚拟化，导致传统集体协商机制难以有效建立和运行。当私力救济、行政监管与社会协商均乏力时，便形成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治理真空”，亟需一种具备主动性、系统性的公权力机制予以填补。

新业态劳动者人数不断增长，但其权益保障却面临传统法律框架难以覆盖的困境。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调查报告，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首要问题是法律关系认定困难，灵活多元的用工模式使得传统的劳动关系难以适用，尽管有政策性指导意见提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司法实践中标准不一，导致大量劳动者在请求认定工伤、主张社会保险等权益时陷入困境。其次是劳动基准与社会保障的覆盖不足，关于工作时间、休息休假、最低工资等强制性劳动基准在新业态中难以有效落地与监管。平台通过算法设定不合理规则，变相迫使劳动者超时工作，不仅侵害其健康权，也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同时，法律保障体系本身也存在碎片化与滞后性，现有规范多以政策指导意见为主，无法为劳动者提供清晰、稳定、强有力的权利预期与保护屏障。

即便劳动者有意寻求救济，在维权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障碍，致使违法行为成本低、维权成功比例低。一是法律意识薄弱与举证能力不足，许多劳动者对复杂劳动法律关系的理解有限，证据保存意识薄弱；而证明加班事实、算法规则缺陷等关键事实的核心证据，往往由相对强势的用人单位单方控制，形成“证据壁垒”，劳动者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下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二是维权成本高与周期长，“一裁两审”程序复杂，时间与经济成本对于劳动者而言难以承受，漫长的过程迫使许多人选择放弃维权。三是议价能力不对等，劳动者缺乏有效的制衡与协商能力，通常只能被动接受格式合同条款。

这些困境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对不特定多数劳动者基础性权益的普遍侵害，已超越个体私益范畴，具备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性。鉴于此，将劳动者权益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正是应对传统救济机制失灵、破解新业态劳动者困境与个体维权障碍的关键举措。检察公益诉讼凭借其特有的主动性、监督性与系统性优势，能够通过行使调查核实权破解“证据壁垒”，通过一案办理推动行业性规则纠偏，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治理效能，从而对侵害不特定多数劳动者权益、破坏劳动力市场秩序的行为进行有效司法干预与源头治理，完善劳动者权益法治保障体系。

三、将劳动者权益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路径构建

构建劳动者权益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需以清晰的边界、审慎的程序和协同的机制，确保制度行稳致远、精准发力。

框定受案范围。必须严格限定于侵害“劳动公益”的行为，避免介入普通劳动争议。重点应包括：1.涉及劳动基准的违法行为，如用人单位（包括平台）普遍性、强制性实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严重违反工时规定、缺乏基本劳动安全防护等，危及劳动者基本生存与健康的行为。2.涉及平等就业与反歧视的领域，如在招聘、报酬、晋升等方面基于性别、年龄、地域等实施的系统性歧视行为。3.涉及特定脆弱群体重大权益的领域，如侵害女职工、未成年工、残疾劳动者等特殊保护权益的行为。新就业形态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算法歧视、利用优势地位制定极度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等，是上述类型的典型表现。

规定行使程序的顺位。检察机关应恪守“补充监督”的定位，在程序上，坚持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民事公益诉讼为辅。对于有明确监管部门的领域，必须首先通过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只有行政机关经督促仍不依法履职，致使公益持续受损的，才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应作为更后位的选择，主要适用于无明确监管部门，或虽有部门但监管职责在法律上存在重大争议，且侵害行为直接、严重损害不特定多数劳动者重大权益的情形。

完善协同机制。一是强化调查核实权，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有权要求平台企业、用人单位提供相关规章制度、算法逻辑、数据记录等，必要时可借助技术审计手段。二是深化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不就案办案，而是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行业性、区域性、制度性风险，向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提出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推动系统性整改。三是构建常态化协同机制，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网信、工会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专业支持与联动执法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检察监督、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劳动者权益保护大格局。

将劳动者权益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是从法理必然到实践必要的制度演进。它根植于劳动者权益内在的公共属性，呼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作为当前最突出、最复杂的焦点议题，为这一制度的落地提供了关键的突破口。通过明确公益边界、恪守谦抑原则、完善协同机制，检察公益诉讼必将成为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一柄法治利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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