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在我们所谓的第三次全球化，即新殖民主义的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发展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相比，存在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
具体而言，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发展起来的是2700多万家农村企业。这些农村企业的各类需求，无论是对原材料的需求，还是对资金的需求，基本上都通过市场得以满足。
因此，当时推行的“双轨制”，其背景是这些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的创汇责任，它们的许多产品可以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在国家外债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这些乡镇企业能够有效帮助国家减轻外债负担，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获得了“双轨制”所赋予的一定发展条件。也就是说，这些乡镇企业早就在原材料市场、资金市场中，相对自主地开展经营活动了。
中国原有工业结构具有偏重偏军的特点，而这种偏重偏军的工业结构无法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这意味着，无论国家资本主导的这些产业发展如何，其缺乏下游市场时，在市场放开的背景下，你再努力也无法取得成效。
这一道理，与我们长期以来讨论的国有资本所谓效率和效益问题本质是一致的。偏重偏军的工业固然是立国之本，也是国家资本的主力，但它往往无法产生直接的、庞大的经济收益，也没有可用于交换的一般产品。
所以，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已提出要调整偏重偏军的工业结构，实现农轻重比例协调发展。
因此，在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其内在结构就内生性地提出了发展轻工业、电力产业、一般消费品产业等需求。
只有协调发展这些产业，才能使上游重工业与市场实现有效对接，这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方面，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及的，1971年美元放弃了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机制，美元急需进一步开拓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拥有世界最多人口规模的市场；
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也在推进工业结构调整，二者共同作用，启动了当时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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