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杉矶，我花5美元买下了一个中产家庭的崩塌

来美国第三年，我自认已经把“看客”这个身份修炼得炉火纯青。在洛杉矶这个巨大的、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培养皿里，每天都上演着无数浓缩后的人间悲喜剧。我呢，就像个付了费的观众，坐在第一排，冷眼看着，然后转头继续赶我的毕业论文。

那天是周六，阳光好得有些虚伪。我开着我那辆二手的丰田凯美瑞，穿过圣费尔南多谷（San Fernando Valley）那些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中产社区。我的目的地是一家华人超市，但路上一个“庭院甩卖”（Garage Sale）的牌子吸引了我。我这人没啥爱好，就喜欢在这种旧货堆里淘点便宜玩意儿，装点我那租来的小公寓。

这户人家的草坪显然很久没打理了，有些发黄，像个营养不良的病人。车道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白人男人，我们叫他马克吧，正有气无力地招呼着零星的客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金山49人队T恤，眼窝深陷，那种被生活反复捶打后的疲惫，是医美项目都遮不住的。

他妻子，叫她琳达好了，坐在一个折叠椅上，怀里抱着个大概四五岁的男孩。男孩的呼吸声很重，带着“嘶嘶”的杂音，手里攥着一个蓝色的、像小烟斗一样的东西——那是哮喘病人用的吸入器。琳达的眼神是涣散的，她不是在看客人，也不是在看商品，她在看一个很远很远、我们都看不到的地方。

甩卖的东西，就是一部美国中产家庭的“遗物史”。一套还挺新的Cuisinart厨具，标价20美元；一个几乎没用过的Fisher-Price婴儿摇篮，15美元；一整箱的DVD，上面还贴着当年Blockbuster（百视达）的租赁标签；还有几件看起来料子不错的Lululemon瑜伽服，皱巴巴地堆在一起，5美元一件。

这些东西，每一样都曾是他们“美国梦”的砖瓦。现在，它们被明码标价，摊在加州刺眼的阳光下，等待着被陌生人挑拣、议价，然后带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尘土、旧书和廉价热狗的混合气味。不远处，邻居家的泳池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和跳水声，那声音像一把把小刀，精准地扎进这个沉寂的院子。这就是洛杉矶，折叠的世界。你在这一秒为5美元的旧锅讨价还价，一条街外，可能就有人在为5万美金的爱马仕包刷卡。

我看上了一个小小的木质书架，马克给它标价10美元。我习惯性地想还价，但看到他那双灰败的眼睛，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说：“就要这个吧。”

他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刻来了点精神，帮我把书架往车上搬。就在这时，我听见琳达用一种极度压抑的声音在后面喊他：“马克，账单又来了……是西达-赛奈（Cedars-Sinai）医院的。”

马克的后背瞬间僵硬了。他把书架塞进我车里，动作有些粗暴。我付了钱，他找零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几枚25美分的硬币掉在滚烫的地上，发出清脆又无力的响声。

我本该开车就走，但鬼使神差地，我发现我的手机忘在那个书架上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又走回去。

我还没走到院子，就听到车库里传来压抑的争吵。我从半开的门缝里往里看——那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

琳达手里捏着一张信纸，像捏着一张死亡通知单，她在哭，但又不敢大声：“我们最后的储蓄，我上周拿去付了急诊的账单……我以为能堵上一个窟窿，可今天……又来了一张！马克，又来了一张！”

马克没有咆哮，没有怒吼。他靠着一堆打包好的纸箱，那些曾经属于这个家的东西，慢慢地、慢慢地滑坐在地。

然后，他开始笑。

那不是笑，那是一种比哭更绝望的声音。他蜷缩在地上，像一只被踩碎了壳的甲虫，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喉咙里发出“呵呵……呵呵呵……”的、尖锐又破碎的气音。他用拳头砸着地面，一下，又一下，但那声音沉闷而无力，就像这个家一样，再也发不出任何像样的回响。他把脸埋在双臂里，整个人都在抽搐，那笑声，仿佛要把他的肺都咳出来。

琳达站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他，眼泪已经流干了。那个患有哮喘的男孩，似乎被爸爸的样子吓到了，他茫然地看着这一切，然后默默地举起那个蓝色的吸入器，用力吸了一口。

我的心跳得飞快，不是因为同情，而是一种生理性的恐惧。我感觉自己像个偷窥者，无意中看到了神圣献祭仪式背后最血腥肮脏的一幕。我悄悄退后，回到车里，心脏还在狂跳。

我发动了汽车，空调喷出的冷气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车里的收音机正好在播报新闻，说今年的超级碗广告位又创了天价。

我开上高速，汇入不见首尾的车流。从后视镜里，我能看到那个挂在邮箱上的“庭院甩卖”的牌子，在加州永恒的风里，孤独地摇晃着。我的手机在副驾上震动了一下，是朋友发来的信息：“晚上去吃海底捞吗？新开的，排队3小时起。”

我打字回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