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炸裂的中国行，至今仍有人质疑

1324年，把时针拨回到这一年的威尼斯。

一位七十岁的老人正躺在床上，呼吸微弱，眼看就要不行了。

站在床边的神父可不是来送临终关怀的，反倒像是在逼供。

他凑到跟前，语气硬邦邦的：“为了你的灵魂能得救，赶紧招了吧。

你写的那破书里全是瞎话。

只要现在低头认错，上帝或许还能放你一马。”

老人攒起这辈子最后一点劲儿，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让后人琢磨了几百年的话：

“错。

我真正看见的，连一半都没写出来。”

这倔老头就是马可·波罗。

哪怕都要咽气了，他还是没能摆脱那个缠绕了一辈子的信任危机。

他到底有没有去过那个据说金子铺地的东方大国？

这事儿直到今天还在吵个没完。

咱们不妨把那些传奇色彩先撇一边，像查账一样冷静盘盘他这辈子。

你会发现，这不光是个探险故事，更像是一个关于“信用额度”怎么被刷爆、被冻结，最后又被历史这笔大账重新解冻的过程。

咱们把日历往回翻，停在1295年。

那年头，威尼斯突然冒出来三个叫花子一样的家伙。

衣服破得挂不住肉，嘴里说着听不懂的怪话。

他们非说自己是失踪了二十多年的波罗一家子：老马可、叔叔马费奥，还有小马可。

周围人的反应就俩字：扯淡。

那会儿威尼斯可是地中海的生意中心，骗子多得能把水手淹死。

几个乞丐模样的流浪汉，张嘴就是刚跟东方帝国的皇帝喝过酒，这在当时听起来，跟现在有人说刚跟火星人撸过串一样离谱。

更惨的是，波罗家的老房子早就被邻居给占了。

眼瞅着这就是个死局，马可·波罗搞了一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公关秀。

他没那个闲工夫去磨嘴皮子，直接摆了一桌酒席。

酒喝得差不多了，他抄起一把刀，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那件烂袍子给划开了。

那一嗓子下去，全场鸦雀无声。

红宝石、蓝宝石、翡翠、金疙瘩，稀里哗啦从衣服夹层里滚了一桌子。

这笔账算起来太简单了：话能编，身份能造假，但手里这些硬通货可造不了假。

威尼斯人立马变了一副嘴脸，波罗一家不光拿回了房产，还成了座上宾。

马可·波罗甚至混了个“百万先生”的绰号，因为他一张嘴就是那个东方国家的财富得以百万来计算。

这时候，他的信用抵押物是实打实的金银财宝。

可好景不长，真正的考验来了。

后来跟热那亚人打仗，他倒霉被抓了。

在号子里，他碰上个叫鲁斯蒂谦的作家。

这俩人凑一块儿，一个敢侃，一个能写，整出了那本轰动欧洲的《马可·波罗行纪》。

书是火得一塌糊涂，可质疑声也铺天盖地。

原因无他，书里有些段落，实在太像在那儿吹牛皮。

最让后人诟病的一笔烂账，叫“襄阳献炮”。

马可·波罗在书里把胸脯拍得啪啪响，说当年元军围困南宋的襄阳城，啃了好几年啃不动。

这一段写得那叫一个身临其境，好像破城的头功非他莫属。

可你翻开正儿八经的《元史》一查，这事儿根本对不上号。

头一个就是时间不对。

襄阳城破那是1273年的事儿，按马可·波罗自己的行程单推算，他紧赶慢赶，最早也得1275年夏天才能到上都开平府。

也就是说，襄阳城墙塌的时候，他还在几千里以外吃土呢。

再一个是技术版权问题。

《元史》记得明明白白，献炮的是西域来的“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这俩人后来还当了“回回炮手总管”，跟威尼斯人八竿子打不着。

马可·波罗干嘛要撒这个谎？

琢磨琢磨人性，这大概就是典型的“贪大求全”。

襄阳之战那是当时的国际头条，作为一个急着在欧洲树立“东方通”人设的回国商人，把别人的功劳揽自己头上，身价立马能翻倍。

但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个牛皮吹破了，成了后来怀疑论者攻击他的把柄。

除了“给自己加戏”，他还“漏掉了关键戏份”。

挑刺儿的人列了个长单子：你在中国混了17年，还自称当过扬州的地方官（虽说扬州的地方志里压根查无此人），怎么书里从来没提过汉字？

没提过喝茶？

没提过用筷子？

甚至连这片土地上最显眼的两个标志——长城和女人裹小脚，也只字未提？

这就好比一个老外非说在巴黎住了十年，结果从来没提过埃菲尔铁塔和法棍面包。

结论好像已经板上钉钉了：这就是个大骗子。

他没准儿只到了中亚，在波斯人的仓库里听了点关于中国的二手八卦，然后东拼西凑搞出了这本书。

这套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挺有市场，直到有位中国历史学家在故纸堆里翻出了一张“发票存根”。

这位学者叫杨志玖。

这支使团的任务，是护送元朝的阔阔真公主，远嫁到伊利汗国去。

《马可·波罗行纪》里费了不少笔墨讲这事儿。

马可·波罗说，伊利汗国的国王阿鲁浑死了老婆，派人来元朝求亲。

忽必烈挑了阔阔真公主，又因为波罗一家熟悉海路，特意指派他们随行护送。

在书里，马可·波罗精准地拼出了三个元朝使者的名字：Oulatai（兀鲁歹）、Apousca（阿必失阿）、Coja（火者）。

“遣兀鲁歹、阿必失阿、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

三个名字，严丝合缝。

这简直是比中彩票还低的概率。

要是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只是在土耳其听故事，他绝对不可能知道三个元朝中低层干部的准确名字，更不可能知道他们具体的出差路线。

这三个名字，就是马可·波罗留在中国历史上的指纹。

那书里那些大窟窿怎么解释？

没长城，没茶叶，没汉字？

这得换个角度看：马可·波罗眼里的“中国”，跟咱们理解的“中国”，压根就不是一个频道。

在元朝，社会圈子是分层的。

马可·波罗是个“色目人”，他的朋友圈完全是在蒙古统治阶层那个大院里。

他用不着学汉字，因为官方办事除了蒙语，通用的还有波斯语。

他在书里叫中国地名，比如管北京叫“汗八里”（Cambaluc），管黄河叫“哈剌木连”（Caramoran），管中国北方叫“契丹”（Cathay），清一色全是波斯语或者突厥语的发音。

这说明啥？

说明他人确实在这儿，但他一直活在一个“蒙古—色目”的特殊气泡里。

他没喝过茶，因为蒙古贵族那会儿更爱喝马奶酒。

他没见过裹小脚，因为蒙古娘们儿不裹脚，而汉族的大小姐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一个老外哪有机会看见。

至于他在扬州当官的事儿，估计就是负责点盐铁转运的具体活儿，或者挂个虚衔。

在元朝那个乱糟糟的官制底下，这种临时工性质的差事根本进不了正史。

所以，真相很可能是这样的：

马可·波罗没撒弥天大谎，他只是戴了一副有色眼镜。

他是个看客，不是个过日子的本地人。

但这事儿重要吗？

在他之前，欧洲人以为东方是传说中的“塞里斯国”，那儿的人好像住在森林里的精灵，和平、安静、不打仗。

马可·波罗用商人的笔触，把这层滤镜给砸碎了。

他明明白白告诉欧洲人：东方不是神话，那是实实在在的大卖场。

那儿有海岸线，船能开过去；那儿的屋顶是金子铺的，咱们能抢过来。

这种赤裸裸的财富诱惑，直接刺激了两个世纪后的那帮冒险家。

到了15世纪，有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手里时刻攥着一本翻得稀烂的《马可·波罗行纪》。

他在书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了260多条笔记。

他铁了心相信，只要一直往西开，就能到马可·波罗笔下的“杭州”。

1492年，哥伦布揣着西班牙国王写给中国皇帝的国书就出发了。

直到死那天，这哥们儿都固执地认为自己到的古巴就是日本，管美洲土著叫“印第安人”。

虽然他经纬度算错了，大陆也找岔了，但他却亲手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大航海时代。

回过头看，马可·波罗这辈子，其实就做对了一件事：

在那个信息闭塞得像铁桶一样的年代，他用一本书，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欲望的桥梁。

至于他有没有吹牛，有没有抢功劳，有没有漏掉茶叶和筷子，在历史滚滚向前的洪流面前，都只是不起眼的小注脚。

他让欧洲人相信了彼岸的存在，这就够了。

信息来源：

(英)弗朗西丝·伍德：《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