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烽烟：从孟知祥开国到孟昶降宋，后蜀兴亡史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后又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中原大地政权更迭如走马灯，梁、唐、晋、汉、周相继登场，而南方则散落着多个割据政权，后蜀便是其中偏安西南的重要一支。它由孟知祥奠基、孟昶延续，存续仅31年，却在乱世中书写了一段从清明治世到奢靡覆亡的跌宕历史——既有“戒石铭”的吏治革新，也有“十四万人齐解甲”的屈辱悲歌；既有中国最早春联的文化印记，也有花蕊夫人诗词中的家国之痛。这段短暂的历史，既是五代割据政权的缩影，也藏着乱世中政权生存与覆灭的深层逻辑。

一、奠基西南：孟知祥从后唐将领到蜀地“雄主”

孟知祥

后蜀的建立，始于一个名叫孟知祥的后唐将领。孟知祥（874-934年）出身河北邢台的官宦世家，早年追随晋王李克用，成为其侄女婿，后成为后唐庄宗李存勖麾下重臣。彼时的后唐，正处于扩张鼎盛期，同光三年（925年），庄宗派遣大军南下，一举攻灭了盘踞西南四十年的前蜀政权。蜀地富庶，物产丰饶，却远离中原战乱，是历代割据者眼中的“宝地”。为了稳固对蜀地的统治，庄宗将心腹孟知祥任命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命其率军赴蜀镇守。

孟知祥初到蜀地时，尚对后唐朝廷心存敬畏，但很快，中原政局的动荡给了他割据自立的机会。后唐庄宗在位仅三年便因兵变被杀，明宗李嗣源继位后，中原陷入派系混战，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削弱。孟知祥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机：他先是以“抵御吐蕃”为由，大肆扩充军队，将西川兵力从数千人增至数万人；又整顿内政，减免赋税，安抚百姓，赢得了蜀地士族与民众的支持；同时，他暗中截留蜀地赋税，不再上缴朝廷，逐步切断了与后唐的经济联系。

长兴四年（933年），孟知祥的势力已足以与后唐朝廷抗衡。这一年，他以“平定叛乱”为名，率军吞并了邻近的东川节度使辖区——东川与西川合称“两川”，是蜀地的核心区域。吞并东川后，孟知祥尽占今四川大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之地，成为西南地区无可争议的“霸主”。后唐明宗无奈，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册封孟知祥为蜀王，试图以“安抚”换取他对朝廷的表面臣服。

但孟知祥的野心远不止于“蜀王”。长兴四年年底，后唐明宗病逝，其子李从厚继位，后唐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加剧，陷入混乱。孟知祥见时机成熟，于次年（934年）正月在成都正式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改元“明德”。至此，后蜀正式建立，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又一个割据政权。

后蜀疆域图

然而，孟知祥的帝王生涯极为短暂。称帝仅七个月后，他便因重病去世，时年61岁。临终前，孟知祥将皇位传给了年仅16岁的儿子孟昶，并嘱托赵季良、李仁罕等重臣辅佐。这位后蜀的开国君主，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果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政权基础，却未能亲眼见证自己一手建立的王朝走向未来——后蜀的兴衰，最终落到了其子孟昶的肩上。

孟知祥墓内室

二、孟昶治蜀：从“戒石铭”清明到“奢靡亡国”的转折

孟昶

孟昶（919-965年）继位时，后蜀虽已建立，但政权并不稳固。其父留下的辅政大臣中，李仁罕、张业等人手握兵权，骄横跋扈，根本不把年幼的孟昶放在眼里。李仁罕甚至公然向孟昶索要“判六军诸卫事”的兵权，试图掌控后蜀军事核心。面对权臣威胁，孟昶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冷静与果断：他表面答应李仁罕的请求，暗中却联合赵季良等忠臣，在李仁罕入朝时将其当场诛杀，随后又以“谋反”罪名处死了另一位权臣张业。通过这两次“雷霆手段”，孟昶彻底清除了朝堂内的割据势力，于948年正式亲政，开始掌控后蜀的最高权力。

亲政后的孟昶，一度是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他深知蜀地百姓在战乱中饱受苦难，因此将“安民”作为治国核心：一方面，他大力推行重农桑政策，下令地方官员督促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同时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他注重整顿吏治，并撰《官箴》以励官吏。宋太宗赵光义取其《官箴》中警示性最强的四句，颁行天下，立为《戒石铭》。‌‌铭文内容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警示官员不可贪污暴虐。

在孟昶的治理下，后蜀迎来了一段短暂的“治世”。蜀地本身物产丰富，加上数十年无大规模战乱，经济迅速恢复：成都成为当时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丝绸、茶叶、瓷器等特产远销中原与江南；文化也随之繁荣，孟昶本人喜好文学，召集了一批文人学士编撰典籍、创作诗词。后蜀广政三年（940）出版的《花间集》，收录温庭筠、韦庄等18家500首词，是中国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词风影响很大，被誉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孟昶亲自参与文学活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副春联，便出自孟昶之手。

历史上最早的春联

据《宋史》记载，广政二十七年（964年）除夕，孟昶命人在宫中门上贴对联，以庆新年。他觉得宫人拟写的对联不够工整，便亲自提笔写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副对联对仗工整，寓意吉祥，既表达了对新年的期许，也暗含了对后蜀太平的祝愿。如今，这副对联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春联，成为后蜀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花蕊夫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统治日久，孟昶逐渐丧失了早年的进取之心，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在成都修建了奢华的宫殿，搜罗天下美女入宫，其中最受宠爱的便是才女花蕊夫人；他还宠信王昭远、伊审征等佞臣，这些人只会阿谀奉承，却毫无治国理政之才。朝堂之上，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官员们只顾搜刮民财，不顾百姓死活；军队之中，将领们久不习武，士兵们缺乏训练，战斗力大幅下滑。曾经清明的后蜀，逐渐沦为一个奢靡、腐朽的政权。

三、北宋灭蜀：66天的覆灭与“十四万人齐解甲”的悲歌

当后蜀在孟昶的奢靡统治下逐渐衰败时，中原的北宋政权却在赵匡胤的带领下迅速崛起。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后，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先消灭南方的割据政权，再北上对抗契丹与北汉。后蜀，便是北宋统一路上的重要目标。

乾德二年（964年），北宋与后蜀的矛盾彻底激化。此前，孟昶曾派遣使者前往北汉，试图与北汉结盟，共同对抗北宋。但使者却中途叛逃，将盟约献给了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以此为借口，下令兵分两路进攻后蜀：北路由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率领，从陕西凤州出发，沿嘉陵江南下；东路由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率领，从湖北归州出发，沿长江西进。两路大军约定在成都汇合，一举灭亡后蜀。

北宋灭后蜀路线图

面对北宋的进攻，后蜀朝廷却陷入了盲目乐观之中。权臣王昭远自比诸葛亮，向孟昶夸下海口：“臣只需数万兵力，便可北上夺取中原，生擒赵匡胤！”孟昶对王昭远深信不疑，任命他为西南行营都统，率领后蜀主力抵御北路宋军。然而，王昭远只是个纸上谈兵的庸才，他率军出征时，不仅携带了大量金银财宝和姬妾，还在军中饮酒作乐，根本不做军事部署。

结果可想而知。北路宋军在王全斌的带领下，一路势如破竹：先是攻克后蜀的军事重镇兴州（今陕西略阳），缴获粮道与军械库；随后又在三泉（今陕西宁强）大败后蜀军，斩杀数千人。王昭远仓皇逃窜，最终在剑门关被宋军俘虏。东路宋军也进展顺利，刘光义率军攻克夔州（今重庆奉节），突破了后蜀在长江上游的防线，直逼成都。

后蜀军队的溃败速度远超所有人的预料。从北宋出兵到兵临成都城下，仅用了66天。此时的成都城内，尚有十四万军队，但这些士兵长期缺乏训练，又无合格将领指挥，根本无心抵抗。孟昶见大势已去，叹息道：“我父子在蜀地统治三十余年，从未亏待百姓，如今若让百姓为我战死，我于心不忍。”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孟昶率领后蜀文武大臣出城投降，后蜀正式灭亡。

后蜀降宋

孟昶投降后，被宋军押送至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太祖封他为秦国公，但仅七天后，孟昶便“病逝”于汴京，时年47岁（关于孟昶的死因，史界多认为是被北宋朝廷暗中加害）。随孟昶一同前往汴京的，还有他的宠妃花蕊夫人。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后来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述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

这首诗字字泣血，既表达了对后蜀灭亡的悲痛，也暗含了对十四万后蜀军队不战而降的讽刺。花蕊夫人以女子之身，道出了家国沦丧的屈辱，而这首诗也成为后蜀灭亡最生动的历史注脚——一个政权的覆灭，从来不是因为兵力不足，而是因为统治集团的腐朽与人心的丧失。

四、后蜀覆灭的深层原因：乱世中政权生存的“致命陷阱”

后蜀的灭亡，看似是因为北宋的强大进攻，实则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兴衰，藏着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政权普遍面临的“生存陷阱”。

从内部原因来看，后蜀的灭亡源于统治集团的“自我瓦解”。孟昶前期虽有治世之才，但后期却陷入了“奢靡亡国”的历史循环：他沉迷酒色，忽视朝政，导致朝堂之上佞臣当道，贪污腐败盛行；他对军队建设漠不关心，将领们只知敛财，士兵们毫无斗志，曾经的“西南劲旅”沦为不堪一击的“散兵游勇”。更致命的是，孟昶丧失了对时局的判断能力——他既没有意识到北宋统一的大势，也没有利用蜀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地理优势加固防御，反而在战争爆发后轻信庸才，导致战略失误。

从外部原因来看，后蜀的灭亡是北宋“统一大势”的必然结果。北宋建立后，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军队、发展经济，已经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实力。赵匡胤制定的“先南后北”战略，精准地抓住了南方割据政权各自为战、实力薄弱的弱点。对于后蜀，北宋不仅动用了两路精锐大军，还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比如利用后蜀使者叛逃获取情报，利用后蜀内部矛盾削弱其抵抗力量。在绝对的实力差距与成熟的战略部署面前，后蜀的抵抗显得不堪一击。

此外，后蜀的覆灭还暴露了五代割据政权的“先天缺陷”：这些政权大多由武将建立，依靠军事力量维持统治，但缺乏长期的治国理念与制度建设。孟知祥虽建立了后蜀，但并未建立起稳定的权力传承制度与官僚体系；孟昶虽有过“戒石铭”的吏治革新，却未能形成长效机制，最终还是陷入了“人治”的局限。当统治者个人能力衰退、意志消沉时，整个政权便会随之崩塌。

后蜀灭亡后，北宋将蜀地纳入版图，通过一系列改革稳定了蜀地的统治。蜀地的富庶，为北宋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而后蜀的文化遗产，如“戒石铭”“春联”等，也被北宋继承与发展——“戒石铭”后来成为北宋乃至后世各朝的“官箴”，春联则逐渐流传至民间，成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语：31年的后蜀，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后蜀存续仅31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不过是“一瞬”，但这段历史却有着独特的价值。它既是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缩影，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不在于地理的险要，也不在于兵力的雄厚，而在于统治者的勤政爱民、吏治的清明廉洁、制度的稳定完善。孟昶前期的“戒石铭”与后期的“奢靡亡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后世帝王“以史为鉴”的重要案例；花蕊夫人的“十四万人齐解甲”，则以文学的力量，让人们永远铭记家国沦丧的屈辱与教训。

如今，成都的孟知祥墓、剑门关的古战场遗址、流传千古的春联与《述国亡诗》，都成为后蜀历史的见证。这段短暂而跌宕的历史，不仅是四川地区发展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博弈的生动注脚——它告诉我们，统一是历史的大势，而民心则是政权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