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国瑞
我祖籍江苏省宿迁县黄墩乡魏场大队吴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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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的一天,我刚吃过早饭准备去上学,忽然村长叫着我的小名来我家,问我父亲说现在上面决定支援边疆建设,上新疆你家儿子去不去?
父亲正在犹豫,我从屋里跑出来站在村长面前,连说我去、我去!
父母亲面带难色,对我说:“孩子,你还小啊。”
我理直气壮地对他们和村长说:“我不小了,今年17岁,要是在解放战争年代,就能上前线打仗了。”村长当时拍板,决定让我去新疆。
村长走后,父母亲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顿,教训我说:“你知道新疆是什么样子?那里人说话都听不懂,天气又特别冷。你现在改变主意我挨批评去向村长求情,你还去读你的书吧!”
我对父母亲坚决地说:“你们不要去求情,这是儿子自己的决定,儿子已经长大,与其在家挨饿受冻,连稀饭都喝不饱,还不如去新疆闯闯。”
父亲指着我的鼻子并对母亲说:“由他去吧,在家也没什么出息。”
离家那天,早饭谁都没吃。母亲为我准备了几张煎饼,并让我吃饱。母亲含泪从身上拿出仅有的伍角钱,加上二姨给的伍角钱,这是我的路费也是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
离开了家门,当我回头再看娘一眼时,她正在那里抹眼泪,父亲满眼泪水,始终没有掉出来。
我们在宿迁县大礼堂住了3天,下午上船,26日上火车,我去新疆的全部行李就是一床支边被,一套棉衣和那唯一的壹元钱。
当火车鸣笛启动时,我的心情是那样不平静。后来我才知道,我是顶替别人去新疆的,不过我从没有后悔过。
1959年7月,我们坐着大卡车来到卫星二场场部,说是场部,其实就是几间一面坡的干打垒土坯房子。
接着就上了早已等在那里的大轱辘马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尘土飞扬和颠簸,我们来到了戈壁边缘的卫星二场六队--吴家老庄子。
队长和指导员来看我们,送来了劳动工具:镰刀、铁锨、刨锄、镢头,并宣布休息两天就上工。
我们干的第一项农活,就是割麦子。麦收整整干了一个多月:说是麦子,其实有60%以上是一米多高的芦苇和杂草,割麦就是用尽全身力气砍。
一天下来我的手起了血泡,胳膊都肿了,干了一天活晚上无法入睡,蚊子又多又大,咬得人又疼又痒,抓破了就发炎流血。
更让我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从家来新疆我只有穿在脚上的一双布鞋,穿了7天,鞋底和鞋帮就分家了。
农田里到处是骆驼刺、铃铛刺,脚上无鞋,寸步难行。就在发愁时时,好心的本地老人吴瑞庭送来了生牛皮做的皮窝子,并教会我如何使用。
繁重的体力劳动,气候不适应,困难一个接一个向我这十几岁少年压过来,这时我才想起了父母的话“你知道出外谋生有多难吗”这句话的份量了。
发工资啦!晚上收工回来有人在院子里高声喊叫,我们支边青年的月工资34.5元(外加考勤),我领到24.8元,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以前我从未见过那么多钱,别提有多高兴,我把10元钱汇给父母,剩下的给自己买了一双蓝球鞋和一件上衣。挣了钱心里也充实多了,也不那么想家了。
1959年秋收刚结束,我们这些单身汉就被送到30公里外去修大海子水库。
在农场连队时,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炕上,吃饭不定量,馍馍、米饭、拉条子、黄米饭每顿都吃得饱饱的。
可来到水库工地后,100多人住在一个大羊圈里,羊骚味熏得人恶心,零下 30一40 摄氏度的天气冻得人难以入睡。早上起来被头上都冻得硬邦邦的。
生产工具十分落后,两人抬一个筐跑400-500米取土修坝,肩膀都压肿了,脚上也打起了血泡,更严重的是连高粱面稀饭都喝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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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支边来疆的江苏、安徽、湖北青年受不了这种生活待遇,一部分人员开小差跑回了老家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宿迁支边青年绝大多数都坚持到了最后。1960年春天我们修好了水库,完成任务后胜利返回了农场。
1963年春天,我的人生有了第一次转机。在陈德祯同志的举荐下,二场党委送我去参加农场第一期财会培训班。学习结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四队任会计。
我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晚上做会计业务,白天和职工一样劳动,兢兢业业为连队职工服务。
1965年经党办主任闫嗣文同志提名,农场党委决定任命我担任二场四连连长。
正当我准备大干一场之时,特殊时期来了。随后,我这个连长靠边站了。
十年动乱期间,我抓住时机,白天劳动,晚上坚持自学。我认真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各类农业技术方面的书籍,特别反复学习了国营农场经济管理和农作物栽培技术手册等。
1974年,农场在整顿中逐步恢复正常,我连长的职务也得到恢复。我把自己学到的技术知识全部用到实践中去,坚持运用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措施来管理农作物。
经过反复摸索实践,1978年我们连队创造了小麦单产400斤的高产记录,甜菜亩产突破了一吨,当年为国家上交了100万斤粮食,2000吨制糖原料。
1979年我调任二场生产办主任,在机关部门,我倾力协助农场领导指挥全场农业生产,给出合理化建议。
1985年,二场党委书记李广泰同志向芳草湖农场党委推荐,我被调任芳六场场长。
这个场由于多种原因生产、经济方面一直十分落后,地处戈壁边缘,南北长50公里,可耕地有15万亩之多。人心涣散,高压电只在场部附近三四个单位才有,大多农业连队不通电,吃河水和土井水,有机井也无法使用。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用了5年时间使全场面貌有了较大改善。
1990年全场各连队通上了电、自来水通到每家每户,职工年平均收入7000元。
我们改造了面粉厂,新建了棉花加工厂、啤酒花烘烤加工厂。特别是我们种植的1500亩啤酒花,通过自己烘烤加工,颜色纯正,质量好,远销国内和西亚各国。
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发展,银行有了存款,1991年我们建起了1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大楼。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曾多次得到陈德祯、闫嗣文、李广泰等领导同志的帮助和指导,没有党的培养和他们无私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事业。我从内心十分感谢这些老领导,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朴素的工作作风。
2002年我从六场党委书记岗位上光荣退休,我一步一个台阶在芳草湖大地上辛苦劳作了50年。
回顾这50年的历程,既有艰苦的岁月,也有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始终认为,没有艰难困苦的磨砺就不会有圆满的人生。面对困难,不能气馁,不能松懈,要想办法走出去,想办法战胜它,才能赢得更好人生。不管时代怎么变化,我们都要保持一股永不妥协的韧劲。
(写于2009年)
【后记】
17岁,正是恋家的年纪,他却凭着一句“我去”,顶着父母的反对,揣着仅有的1元钱和一床支边被,从江苏宿迁奔赴遥远新疆,顶替他人开启了半生漂泊与坚守。这份初生牛犊的闯劲,成了他跨越苦难、成就事业的起点。
初到戈壁,他历经常人难以承受的磨砺:割麦砍苇磨破双手,布鞋分家寸步难行,寒夜羊圈里忍饥挨冻,思乡之苦日夜煎熬。可他从未退缩,本地老人的皮窝子暖了双脚,第一笔工资寄回故乡安了双亲,更在苦难中藏下韧劲,抓住一切机会成长。
从割麦农工到财会学员,从四连连长到芳六场场长,他一步一个脚印,在时代浪潮中稳步前行。
特殊时期不荒初心,赶牛车之余自学不辍;重任在肩时勇挑重担,五年时间让落后农场通电通水、产业兴起,啤酒花远销中外,用实干改写了戈壁的模样。
他的逆袭,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更藏着感恩与赤诚。铭记领导的举荐与培养,感恩乡亲的善意相助,将个人成长与农场发展紧紧相连,五十年扎根芳草湖,从懵懂少年到两鬓斑白,用青春与汗水,兑现了当年“闯点名堂”的诺言。
这份写于2009年的回望,诠释了支边人的精神内核:所谓勇敢,是明知前路艰险,依然毅然前行;所谓坚守,是熬过苦难磨砺,依然深耕不辍;所谓成功,是从尘埃里起步,依然能凭着韧劲,在戈壁上种出属于自己的荣光,活成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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