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邓小平主政西南，得知一县长婚外通奸，邓小平的处理十分高明

1952年3月的一天清晨，重庆嘉陵江畔雾气尚未散尽，邓小平结束对粮食转运码头的检查，正准备返回曾家岩驻地，一名卫士匆匆递来一封厚厚的信。信封略旧，封口却用蜡封得严丝合缝。邓小平看了眼落款：贵州绥阳。卫士悄声补一句：“来人是位山东口音的妇女，带着孩子，在门房等了两天一夜。”这一细节，让邓小平停下脚步。

车没发动，邓小平就在副座展开诉状。整整七页，字迹刚劲却带泪痕。诉状人丁华，自述被丈夫李民抛弃，李民现任绥阳县长兼法院院长，与城中女教师秘密成亲。诉状最后一句“恳请主席为民作主”显得沉重。邓小平合上信：“立即去妇联，把母女俩安顿好，再请分院速查。”声音低，却透着不容置疑。

回到办公室，他没有急着批文件，而是翻出一本《婚姻法读本》。这部1950年5月1日颁布的法律，是新政权给予普通妇女的第一份制度保障。过去两年，西南各解放区宣传铺天盖地，基层男女踊跃登记结婚，也出现大量“闹改组”的离婚申请。农民离婚多还能理解，一些干部却趁机把农村发妻敷衍了事，转身追逐城市姑娘，这股邪风越吹越猛。

邓小平早在1950年6月重庆市党代表会上就敲过警钟，话说得不客气：“不管儿女幸福，不讲道德，只认婚姻自由四个字，迟早要误了自己。”可真有县长顶风作案，性质便完全变了。李民的身份特殊——他既是县行署“一把手”，又握着法院大印，手里有枪有票有章，一旦失德，更易坏风气。

调查组以最快速度出发。到达绥阳第三天，就在县城西门外的小茶馆里，司法干警悄悄取到李民伪造离婚证明的底稿。那份文件盖着绥阳县法院公章，落款却是山东肥城县人民法院，漏洞明显。与此同时，县委一位老通讯员悄悄把李民与女教师的合影送进了调查组。至此，重婚事实确凿。

审讯提纲拟好后送到重庆。邓小平只在首页写了一行批示：“法律面前无特权，速处，务必公开。”随后又打电话给西南妇联，嘱咐调集各级干部旁听，将此案作为警示教材。通话中，他难得提高了嗓门：“这种人不处理，群众怎么看我们？！”

公审大会定于1953年1月12日在重庆铁路局大礼堂举行。冬日寒风凛冽，来自川渝黔滇近两千名干部群众挤满会场。李民被押上台时，昔日威风荡然无存；背后那面写着“破坏婚姻法、败坏党风”八个大字的横幅刺得他低头不敢正视。检察官宣读罪状，证人依次出庭，丁华抱着女儿临时充当控方证人。她说话声音仍带哽咽，却坚定：“他能骗法律，骗不了良心！”

庭审仅用半天，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当庭宣判：李民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撤销一切职务，没收部分非法所得。宣判落槌那刻，会场鸦雀无声，随后爆发长时间掌声。有人私下感慨：“县长说倒就倒，党说到做到。”这一幕在川渝日报、新华日报头版接连刊发，《从李民事件记取教训》的社论更被连印三十万份，分发西南各级机关夜读。

有人或许好奇：区区重婚案，为何闹到西南局书记拍板？原因并不复杂。其一，这是法治与党纪能否落到人头上的试金石。其二，西南各地刚完成土地改革，党群关系本就敏感，若干部率先毁己家风，无异于自毁壁垒。其三，李民借法院名义伪造公文，若不惩处，其他人手握公章亦可为所欲为。

值得一提的是，事件平息后，邓小平并未就此止步。他命司法、组织、妇联三家联合编印《李民重婚案材料汇编》，要求县处级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并在州、地、县三级轮训时列为必学案例。熟人私下打趣，这是干部队伍的“防火教材”，三天两头被提起，谁见谁心里都打鼓。

绥阳县很快配备了新县长，可当地老百姓议论最多的却是两句话——“做官先做人，过好美人关”。人们发现，不少干部在街头遇见从前经常搂肩搭背的城里姑娘，如今离得远远的；而给老家寄钱、写信的频率明显提高。这些看似细枝末节，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作风。

再说丁华，她在西南妇联的举荐下，被安排到重庆市郊区一家棉纺厂当工会干事。半年后，她主动要求调回山东，随身只带一封邓小平的亲笔回信。信里寥寥几句：“愿你安心工作，抚养孩子，党始终在。”她后来把这封信裱在家中桌前，逢人便说：“要不是党的法，我母女俩恐怕早被埋在人世角落。”

回溯这桩案件，不难发现邓小平的高明之处：一是快刀斩乱麻，绝不留拖延空间；二是抓住典型公开处理，以儆效尤；三是配套教育制度建设，让教训长埋干部心中。试想一下，若对李民姑息养奸，西南地区那股“改组风”会刹得住吗？恐怕未必。

新中国立国伊始，百废待兴。枪声虽已停，旧痼疾却暗流。邓小平清楚，真正的考验恰在和平年代——民心向背、党风优劣、法纪存亡，交织成一道更难的战线。李民案只是众多插曲之一，却鲜明提醒后人：手握公权，首要自律；身正，方能行正。这条道理，1952年说得通，七十年后仍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