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5日凌晨,北京西郊机场附近,一架从兰州飞来的伊尔-14客机在距跑道400米处突然失控,坠地起火。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两具烧焦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
费了好大劲掰开后,一个公文包掉了出来——外表熏黑,里面文件完好。那是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的关键技术资料。
喊出“我的公文包”的,是科学家郭永怀。“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和他抱在一起的,是23岁的警卫员牟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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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1909年出生在山东荣成。家境普通,但读书极用功。他先后就读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师从顾静徽、饶毓泰。
1940年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赴加拿大深造,后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冯·卡门指导下攻读博士,研究跨声速空气动力学——这是当时世界航空领域的核心难题。
博士毕业后,他被康奈尔大学聘为教授,有稳定职位、优渥收入,妻子李佩和女儿郭芹陪在身边。生活安稳,前途光明。
但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心要回国。美国不放人。像他这样的顶尖科学家,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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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利离境,他在送别野餐会上,当着同事的面,把多年未发表的研究手稿全部扔进火堆。
有人震惊,他却平静地说:“只要脑子在,知识就丢不了。”
1956年,他终于带着家人登上归国客轮。
回国第二天,钱学森就给他安排了办公室和宿舍。他立刻投入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不久后,又被秘密调入核武器研制项目。
从此,他频繁往返北京和青海221基地。那里是绝密核试验基地,条件艰苦,信息封闭。他白天在现场指导试验,晚上整理数据,常常几个月回不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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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女儿写信说想要一双棉鞋。他回信让她画个脚样寄来,再托人买好寄回去。
很多人不知道,郭永怀原本是航空专家,跟核武器没有直接关系。
但他服从国家需要,从零开始学习核物理、爆轰理论,带领团队攻克原子弹、氢弹的关键技术难关。
因为工作高度保密,他从不向妻子透露任何内容。
李佩也从不追问。每次看到楼下停着车,她就知道丈夫又要出差了。没有告别,只有默默收拾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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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他再次赴青海,参与热核导弹试验准备。期间多次写信关心下乡插队的女儿、生病的兄长。
12月4日,他在试验中发现一项关键数据异常。如果处理不当,整个项目可能严重延误。他决定当晚就飞回北京汇报。
同事劝他:“夜里飞行风险大,不如明天再走。”
他说:“我是搞飞机的,知道安全性。这事耽误不起。”
谁也没想到,这成了他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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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安排另一名警卫员随行,但因牟方东要回唐山结婚,临时换了人。命运就此改变。
飞机进入北京空域时,天气突变,能见度骤降。塔台未及时通报最新气象情况,飞行员又误调高度表,导致飞机在低空撞地。
在坠毁前几秒,郭永怀大喊:“我的公文包!”
牟方东立刻冲上前,两人紧紧抱住公文包,用身体护住文件。
大火烧了几个小时。他们的遗体已严重碳化,却始终没有松开。正是这个动作,保住了绝密资料。
消息传回北京,中科院力学所正在开会。副主任游雄当场宣布:“会议暂停,全体默哀三分钟。”
远在安徽的李佩接到电报,连夜坐火车赶回。得知丈夫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密牺牲,她没有哭喊,只是独自站在阳台,久久望着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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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十年,她没再提那天的事。但她投身教育,创办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系,培养了大批科研人才。她说,这是替他继续做事。
1968年12月25日,郭永怀被追认为烈士。就在同一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
1999年,国家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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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的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他放弃国外优渥生活,隐姓埋名十七年。最后,用生命守护了国家最重要的科研成果。
他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觉得,有些事,比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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