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39军入朝参战，一参谋抢坐部队头车，军长吴信泉：乱弹琴

1950年10月19日拂晓，鸭绿江水面雾气缭绕，志愿军第39军主力正悄然踏上那座临时架设的浮桥，车灯熄灭，履带与木板摩擦声在湿冷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行军序列里，一号吉普本该稳稳停在最前。它既是领航车，也是全军的“眼睛”，驾驶员手心渗着汗，生怕一个方向盘失误，耽误千军万马的行程。就在部队即将通过大桥时，军长吴信泉下车，到桥头巡视队伍。

短短几分钟后，他回到车旁，却发现座位被人捷足先登。来人军帽压得很低，正迅速摆弄地图与罗盘。吴信泉抬声道：“小何，你跑到我车里做什么？”年轻参谋抬头，摘下沾满霜雾的眼镜：“军长，咱换车吧，这趟我必须坐头车。”一句“乱弹琴”脱口而出，老将军眉头紧锁。

这位敢于“抢座”的正是参谋处长何凌登，时年三十三岁。福建闽南人，早年漂泊沪上做过杂役，后阴差阳错进了国民党海军当水兵。三年里，他见惯军纪涣散、压榨欺凌，一腔热血无处可施，终于在1937年辗转离队。

流亡岁月里，抗战烽火点燃了他的志向。1938年西安，何凌登遇到正在筹建革命青年培训班的徐特立。老教育家拍着他的肩膀说：“好男儿志在民族大义，延安需要你们。”一句话，决定了他的方向。

延安抗大训练让何凌登的军事天赋被彻底激活。自1940年起，他辗转晋察冀、冀东、辽西，既做参谋又扛枪。山海关外的严冬，白山黑水的血战，他在敌后绘制的兵力部署图，如今仍被视作经典教材。

解放战争爆发，何凌登调入东北野战军第十师侦察科，很快升任科长。辽沈战役打到最紧要关头，他率侦察分队摸黑潜入塔山外围，摸清敌炮阵地，让后续炮兵一轮覆盖解决顽敌，立下头功。那年，他被林彪在嘉奖令里点名，称其“胆大心细，不畏艰险”。

新中国成立，39军奉命进驻东北边境。1950年夏，朝鲜局势骤变，军长吴信泉率部接到作战命令。行前夜，军部开会通宵达旦，何凌登将一摞手绘地图拍在桌上，反复强调敌机动向和山区道路特点。参会的人记得，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咱们第一仗必须打赢，打就要准。”

于是有了鸭绿江畔的那一幕。面对军长的质疑，何凌登沉声解释：“朝鲜山路窄，夜间美军常出动F-80喷气机低飞骚扰。头车一旦被打停，全队列就可能堵死。让我来指挥司机，摸清前路。”配属的陈明仁政委担心生变，也劝吴信泉：“让小何上吧，情况熟的人在前头更稳妥。”

车队继续南下。夜色深沉，西风里木桥出现在眼前。桥后一连串回头弯，极考验司机技术。为保队形，头车悄悄开了近光。就在那束光扫过山壁的一瞬，一架敌机呼啸而至，航灯闪动，机炮火舌倾泻。

爆炸将山路照得如白昼，碎石与火焰掀翻了吉普。尾车迅速熄火就地疏散，吴信泉冲上前时，只见翻倒的车体下，何凌登半身被压。医务员撕开他的棉衣，胸口早已失去起伏。临终前两分钟，他只留下六个字：“头车不能停……”

39军把悲痛压进钢枪。十月二十五日晚，云山打响。寒风裹着雪粒，117师突进城南，118师切断退路，116师抄插腰口。美军骑一师最初判断“是小股土八路”，仓促应战，没想到一夜之间火网封城。拂晓，美24师师长迪安被俘，这成为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首名俘虏将官。

云山胜利后，39军以近乎破竹的态势，连夺龟城、价川，彻底打破敌军“圣诞节回家”的幻想。紧接着清川江畔那场零下二十度的绞杀战，他们以轻武器挡住了坦克集群，为志愿军大兵团合围赢得关键时间。

需要指出的是，战事的每一次推进，都踩在前赴后继的鲜血上。何凌登牺牲仅六十小时后，他手下几名侦察参谋在德川附近再次中弹，全数殉职。战友们从他们的挎包里翻出一叠折得整齐的路线图，上面标注着红蓝箭头——那是未竟的作战预案。

吴信泉并不多言。他把何凌登的军帽放进自己行囊，每逢部署作战，总在案头摆一片黑白照片。有人听见老将军低低自语：“小何，你再帮我看看，这路好走吗？”一句念叨，像在对亡者请教，也像在督促自己。

半年后，39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所属，继续转战上甘岭、金城等要地。战地医护统计，军中最常见的病是冻伤与饥饿，士兵们裹着单薄棉衣，蹲在山壑间啃硬面。可只要炮声一起，他们依旧能蹿出猫耳洞，冲向前线。

有人问起吴信泉，为何39军屡建奇功。他的回答简单：“敢打，舍命，不计得失。”这八个字在云山、在清川江、在汉江南岸，都被一次次验证。

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那天，39军损失三万余人，其中参谋系统就牺牲近四百。志愿军第一位烈士何凌登的名字被镌刻进军史，也被同袍口耳相传。

福建老家有座小祠堂，梁上悬着他的遗像。母亲每逢清明点香，她会告诉乡亲：“阿登去了远方，可他做了大事。”在她心里，儿子仍然像从前那个挑着小竹篮去镇上卖咸鱼的少年，只是再也等不到归来。

多年后，39军番号撤销，部队改编成新的集团军，但官兵换了肩章仍记得那句“头车不能停”。对志愿军而言，先行者的代价既沉重又庄严。正因如此，鸭绿江的那天清晨才显得格外意义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