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理解吴越太祖钱镠留下「善事中原、保境安民」的遗训？

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将登陆央视一套，该剧聚焦五代末年至北宋初年吴越国“纳土归宋”的历史抉择，奏响一曲关于理想信念与家国命运的时代强音。

在“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五代十国，钱镠真真是一个异类。

吴越国，自公元907年立国，到978年纳土归宋，享国七十多年，几乎是整个十国里最长寿的政权。

而它的开创者，吴越太祖钱镠虽然是盐贩子起家，但是他的政治智慧一点都不低。

单单“善事中原，保境安民”这八个字，不仅护佑钱氏一脉荣耀千载，更是在五代十国的乱世，让吴越的百姓免遭兵戈之祸。

钱镠的吴越国，地盘主要就是今天的浙江全境加江苏一部分，所谓“两浙十三州”。

此地鱼米之乡，潜力无限。但地理位置也尴尬，西边是虎视眈眈的吴国，南边还有闽国等其他割据势力，可谓强敌环伺。

钱镠早年也是刀头舔血过来的狠人，跟老对手杨行密在长江边上没少死磕，双方还互相较劲，一个骂“穿钱眼”，一个回敬“斫杨头”。

但打着打着，钱镠率先悟了。

他发现，以自己的体量，想北上争霸，纯属白日做梦。但关起门来当土皇帝，又会成为众矢之的。

怎么办？他找到了一个绝佳的“靠山”和“挡箭牌”——中原王朝。

无论中原是后梁、后唐，还是后来的后晋、后汉、后周，谁当大哥，我就向谁称臣纳贡，态度极其端正。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

这招有多妙？

首先，给了自己一个“合法”身份。

我是中原皇帝册封的“吴越国王”，是正经藩属，不是自封的草头王。

这在道义上就占了高地。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以夷制夷”。

我向你中原称臣，你中原是不是得罩着我点？

当邻居吴国想打我主意的时候，就得掂量掂量，会不会触怒我的“宗主国”。

这就像在危险的江湖里，给自己找了个名义上的“武林盟主”当靠山，虽然盟主可能也忙不过来，但名分和潜在的威慑力在。

最能体现他这层算计的，是后梁开平元年（907年）的事儿。

朱温篡唐建立后梁，派人封钱镠为吴越王。他手下很多文人士大夫觉得朱温是乱臣贼子，劝他别接受，要“忠”于唐朝。

钱镠哈哈一笑，说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吾岂失为孙仲谋耶？”

孙权当年硬扛曹魏，虽然也称帝了，但代价不小。

在钱镠看来，所谓的“忠义”虚名，远没有实实在在的“王”的封号和随之而来的安全屏障重要。

他内政上可以自己搞一套，史载其“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但对外，这个“王”的帽子，必须从中原正统那里领。

这就是不图虚名，只求实利。

为了这条“善事中原”的朝贡之路，钱镠也是煞费苦心。

当时北上的陆路被吴国堵死，他就发动人力，凿平钱塘江里的礁石，硬是开辟了一条从杭州走海路，绕远抵达山东登陆的航线。

海上风高浪急，翻船事故常有，但钱镠的贡船“岁常往来”，从不中断。

如果光会外交避险，不过是权谋家。

钱镠能被百姓喊作“海龙王”，被后世不少史家视为仁君，关键在于他真把“保境安民”当成了执政的根本目的，并且舍得下血本。

五代乱世，北方打成一锅粥，老百姓流离失所。

钱镠深知，自己这点地盘，经不起折腾。

他的核心国策就是别出去惹事，把家门看好，让老百姓能安心种地生娃。

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别人都在流血打仗，我关起门来种桑养蚕，搞生产。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做得极其硬核。

最大的功绩，就是兴修水利。

浙江沿海，潮患严重。公元910年八月，钱塘江海潮汹涌，直接威胁杭州城。

当时筑的土塘根本挡不住，一冲就垮。

钱镠急了，亲自指挥，发明了“竹笼石塘法”，编造数十丈长的巨大竹笼，里面填满巨石，一层层垒起来，再用巨木和铁桩固定。

这可是个大工程，劳民伤财吗？

当然。

但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塘岸始固”。

从此，钱塘江沿岸百姓不再时时担忧家园被咸潮吞噬，良田得到保护。

这被视为钱塘江海塘从土塘升级为石塘的关键转折点，是利在千秋的基建。

不止于此，他还主持修建浙江、龙山两座水闸，疏导钱塘江水系；引西湖水入城内运河，方便交通和灌溉。

《十国春秋》里记载，他专门设置了“都水营使”和一支叫“撩浅军”或“撩清军”的专业队伍，规模有七八千人，常年在太湖流域“治河筑堤”，负责水网的日常维护和疏浚。

这套近乎现代“河道管理局”的体系，保障了吴越境内“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大大提升。

所以后来宋朝人评价，吴越时期太湖流域水利修得好，粮食便宜到“一石米才数十文”。

除了搞基建，他在内部治理上也有两把刷子。

生活上，他出了名的节俭，甚至有些“抠门”。

蚊帐破了让老婆缝补接着用，过年听个曲儿，怕外面百姓听见说他搞“长夜之饮”，赶紧叫停。

他睡觉用“警枕”，就是一段圆木枕头，一动就滚落惊醒。

晚上还让卫兵往墙上扔铜弹子提醒自己，得了个“南方不睡龙”的诨号。

这固然是保持警惕，但也看得出他不尚奢华。

用人上，他能纳谏。

大文人罗隐说话带刺，曾写诗讽刺他收“使宅鱼”的渔税，害得渔民要到市场买鱼来交。

钱镠看了不但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夸罗隐敢说真话，随即把这项苛税给免了。

有个城门小吏，严格执行他定的宵禁，半夜把他这个微服私访的大王也关在城外。

第二天钱镠不但没处罚，反而重赏了这个小吏，表扬他严守制度。

妃子的父亲犯法，爱妃苦苦哀求，他硬是把妃子支开，坚持依法处斩。

这些事儿，都说明他懂得“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性，哪怕这个“人人”包括他自己和他的亲人。

当然，咱也不能把他吹成完人。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就记载吴越赋税徭役不轻，百姓压力大。

像“使宅鱼”这种税，存在过也是事实。

乱世之中，维持政权和进行大规模建设，必然需要汲取资源，这是一个统治者的现实困境。

但从整体施政倾向和留下的遗产看，他的重心无疑是放在了建设而非破坏，放在了安内而非攘外。

比起同时代许多竭泽而渔、骄奢淫逸、动辄屠城的军阀，钱镠的统治无疑是“仁”的，是“民本”的。

钱镠晚年，天下那些兵强马壮的邻居，像后梁朱温、前蜀王建、南汉刘龑等，纷纷称帝，过足了皇帝瘾。

手下人也劝他：“老板，咱也搞个皇帝当当呗，多气派！”

钱镠的回应极其清醒，他笑着说：“这些人自己坐在炉火上烧得慌，还想拉我上去一起烤？我才不干这傻事！”

他看得太透了。在那个皇帝轮流做的年代，“称帝”就是竖起最大的靶子，意味着无穷无尽的野心、征伐和风险。

他给自己的定位，从来就不是争霸天下的“皇帝”，而是经营好一方的“国王”。

他的野心，是让钱氏家族在吴越这片土地上延续下去，是让这片土地上的百姓相对安定，是让自己的政权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

所以，他临终前，把“善事中原，保境安民”作为核心政治遗产，留给后人。

他的后代也基本遵守了这条祖训。

直到末代国王钱俶，面对北宋统一的浩荡大势，审时度势，做出了“纳土归宋”的决定，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的战争，也让钱氏家族在宋朝继续荣华富贵。

吴越国“全身而退”，完美谢幕。

回过头看，在五代十国那个崇尚暴力、信奉弱肉强食的黑暗森林里，钱镠和他的吴越，就像是一个谨慎的园丁。

他没有选择去森林里冒险搏杀，抢夺更多的地盘，而是用心经营好自己已有的这一片园圃，修筑篱笆，疏通水道，精心耕作，警惕野兽。

最终，当森林大火燃尽，新的秩序来临时，他的园圃是保存最完好、果实最丰硕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