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拖着行李箱站在老家门口时,深吸了一口气。月薪五千的工作让她在省城勉强维持生活,但每年春节回家,这份收入就像贴在她额头上的标签,在亲戚们审视的目光下无处遁形。
“都34了,还是个单身。”母亲接过她的行李,语气里藏着叹息。
年夜饭桌上,清蒸鱼的眼睛直直盯着金子。“你小姨介绍的公务员,考虑得怎么样了?”父亲问。金子知道那个公务员,四十二岁,离异,有一个读初中的孩子。
“不太合适。”她轻声说。
母亲放下筷子:“你都三十四了,还要挑到什么时候?”
亲戚们来得比春晚准时。大年初一,表姑第一个上门:“金子有对象了吗?”金子摇头。表姑的表情像看见了什么稀有动物:“还没找?不要太挑,女孩子年纪大了不好找。”
初二是大舅一家。“现在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挣多少?”大舅问。金子说出那个数字时,明显看到大舅妈眼中闪过的一丝同情。
“那你对男方有什么要求?”堂姐好奇地问。
“我希望对方年薪能有百万左右。”金子实话实说。
房间里突然安静了。然后是一阵尴尬的笑声。“这个...要求确实不低。”堂姐端起茶杯,不再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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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金子躺在小时候睡过的床上,回想着今年相过的四十个男人。这个数字让她自己都感到震惊——平均每九天就见一个陌生人,然后等待对方决定是否要继续这段关系。
有些刚加上微信就结束了。“你对男方收入有要求吗?”对方问。“年薪百万左右吧。”金子答。然后对话就停在那里,像一条突然断掉的弦。
有些聊了一周。聊喜欢的电影,聊儿时的梦想,聊未来的计划。然后突然有一天,再也没有消息。金子曾问过其中一个为什么不再联系,对方回:“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没有解释,没有道别,就像从来没有认识过。
她也确实遇到过几个年薪百万的男人。张先生四十八岁,第三次离婚,每句话都以“我前妻”开头;李总五十五岁,明确表示想要“年轻的基因”来改善家族遗传病。金子逃走了,在回程的火车上,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她第一次觉得“年薪百万”这四个字听起来如此空洞。
闺蜜群里,小美晒着新买的爱马仕包包,说是老公送的生日礼物;琳琳发来孩子在私立学校演讲的照片。金子默默看着,手机屏幕反射出她疲惫的脸。
她打开手机,翻看着那四十个相亲对象的照片和聊天记录。突然,她看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几乎所有人,在得知她的要求后,都问过同一个问题:“那你呢?你能提供什么?”
金子从来没认真回答过这个问题。她一直以为,自己“不挑剔”就已经是一种条件。
窗外,邻居家传来了孩子的笑声和春晚重播的声音。金子关掉手机,黑暗中,一个问题在她脑海中清晰起来:她要求的,究竟是爱情,还是一个能把她从月薪五千生活中拯救出来的王子?
也许问题不在于她太挑,而在于她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等待被选择的货架上,标价却是她支付不起的金额。
金子闭上眼睛,做了一个决定——明天开始,她要重新计算自己的价值公式,不再用年薪来衡量一个人,也不再让别人的期待定义自己的幸福。
毕竟,34岁不是保质期,而是另一个开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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