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北海舰队在胶州湾搞夜航训练,一艘驱逐舰的灯光突然熄灭,李作鹏急匆匆赶到码头,身后还跟着政工干部张秀川。那晚没出危险,但紧张气氛让两人结下了“并肩作战”的缘分。谁也没想到,仅仅两年后,他们会同日进入海军高层,却在风浪越来越大的岁月里各行其是。
1962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调李作鹏任海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张秀川任海军政治部主任。文件到手,同去报到的路上,张秀川压低嗓子说了一句:“到海军后,咱们先把政治工作抓起来。”李作鹏点头,这句看似平常的提醒,却像暗钉一样埋在后来的分歧里。
1964年春,海军党委内部会议上,李、张都强调“四个第一”,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向作战一线挺进”。会议气氛热烈,可两人对细节的意见已现端倪。李作鹏强调“稳”,张秀川更在意“激”、在意“造势”。当时外界很难察觉,这种风格差异正慢慢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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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大运动爆发,海军机关首当其冲。李、张和王宏坤被造反派揪上台后,林彪批示把三人“保护”下来,风声才稍缓。此后,李作鹏出任海军第一政委,张秀川权力更集中,政治部很多事情他说了算。李作鹏频繁往返北京、青岛,对海军日常事务难免顾不过来,这给张秀川提供了更大腾挪空间。
1967年秋,“海政文办整风”成为两人矛盾的第一道分水岭。张秀川向李作鹏提过“整顿文件起草班子”的想法,李作鹏只同意“查缺补漏”,并嘱咐“不要扩大化”。可具体执行时,张秀川却把矛头对准部分老干部,撤了数名业务骨干的职务,还在机关里挂牌“回头看专栏”。李作鹏从北京赶回,看到墙上密密麻麻的大字报,当场拍桌:“谁批准搞成这样?”
随即出现第二件事。海政文化部长王剑魂被群众点名“要开批判会”,张秀川来请示,李作鹏明确指示“以内部矛盾处理,点到即止”。但几天后,文化处楼道被“敌我矛盾”字眼塞满,王剑魂被拉上台反复批斗。李作鹏接到电话火速返回,宣布叫停。此举在机关里炸开了锅,张秀川却对身边人说:“政委没在,事情停不下来。”
最棘手的是青岛潜艇士兵学校的冲突。1968年3月,少数地方造反派冲击校园,出现械斗苗头。张秀川接到北海舰队政委的紧急电话,没有向海军党委报告,也没组织警戒。三天后,流血事件终于发生,多名学员受伤。李作鹏得知消息,立刻召开常委会,严厉批评张秀川“失职”。会上有人回忆,李作鹏的声音极沉:“军队干部流血,是玩忽还是另有用心?”张秀川沉默不语。
此后三件事像三道楔子,将两人关系彻底撕开。张秀川在机关里仍保持“强硬”姿态,但外部风向已变。1970年初,关于将张秀川调出海军的方案在军委办公室讨论过,却因各方意见不一致而搁置。那份方案如今仍躺在档案里,只留下铅笔勾勒的几道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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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突然爆发,李作鹏、张秀川均被隔离审查。两人先后离开海军机关,相隔不到两周时间。海军大院的老警卫回忆,当晚拉走张秀川的吉普车紧跟李作鹏车后,尘土飞扬,灯光昏黄,没有人说一句话。
隔离期间的案卷,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部分解封。已知的是,关于“背着李作鹏办事”一说,在口供与材料中出现多次,张秀川也承认工作中“自作主张”。然而,他坚称自己“出发点是加强海军政治建设”。李作鹏则在审查笔录上写下四个字:“责任在我”。这一交叉供述成为研究者至今无法绕开的“罗生门”。
更大的历史浪潮卷过,个人恩怨显得苍白。李作鹏恢复工作后淡出公众视线,晚年极少谈及当年的“三件事”。张秀川直至去世,未再回到海军机关半步。后来人翻阅那段文件时,总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修改符号,那是两名军队高层在风云激荡岁月里留下的最直观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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