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川背着李作鹏做了几件事，不让人省心，事情闹大后，遭到批评

1960年冬，北海舰队在胶州湾搞夜航训练，一艘驱逐舰的灯光突然熄灭，李作鹏急匆匆赶到码头，身后还跟着政工干部张秀川。那晚没出危险，但紧张气氛让两人结下了“并肩作战”的缘分。谁也没想到，仅仅两年后，他们会同日进入海军高层，却在风浪越来越大的岁月里各行其是。

1962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调李作鹏任海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张秀川任海军政治部主任。文件到手，同去报到的路上，张秀川压低嗓子说了一句：“到海军后，咱们先把政治工作抓起来。”李作鹏点头，这句看似平常的提醒，却像暗钉一样埋在后来的分歧里。

1964年春，海军党委内部会议上，李、张都强调“四个第一”，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向作战一线挺进”。会议气氛热烈，可两人对细节的意见已现端倪。李作鹏强调“稳”，张秀川更在意“激”、在意“造势”。当时外界很难察觉，这种风格差异正慢慢发酵。

1966年大运动爆发，海军机关首当其冲。李、张和王宏坤被造反派揪上台后，林彪批示把三人“保护”下来，风声才稍缓。此后，李作鹏出任海军第一政委，张秀川权力更集中，政治部很多事情他说了算。李作鹏频繁往返北京、青岛，对海军日常事务难免顾不过来，这给张秀川提供了更大腾挪空间。

1967年秋，“海政文办整风”成为两人矛盾的第一道分水岭。张秀川向李作鹏提过“整顿文件起草班子”的想法，李作鹏只同意“查缺补漏”，并嘱咐“不要扩大化”。可具体执行时，张秀川却把矛头对准部分老干部，撤了数名业务骨干的职务，还在机关里挂牌“回头看专栏”。李作鹏从北京赶回，看到墙上密密麻麻的大字报，当场拍桌：“谁批准搞成这样？”

随即出现第二件事。海政文化部长王剑魂被群众点名“要开批判会”，张秀川来请示，李作鹏明确指示“以内部矛盾处理，点到即止”。但几天后，文化处楼道被“敌我矛盾”字眼塞满，王剑魂被拉上台反复批斗。李作鹏接到电话火速返回，宣布叫停。此举在机关里炸开了锅，张秀川却对身边人说：“政委没在，事情停不下来。”

最棘手的是青岛潜艇士兵学校的冲突。1968年3月，少数地方造反派冲击校园，出现械斗苗头。张秀川接到北海舰队政委的紧急电话，没有向海军党委报告，也没组织警戒。三天后，流血事件终于发生，多名学员受伤。李作鹏得知消息，立刻召开常委会，严厉批评张秀川“失职”。会上有人回忆，李作鹏的声音极沉：“军队干部流血，是玩忽还是另有用心？”张秀川沉默不语。

此后三件事像三道楔子，将两人关系彻底撕开。张秀川在机关里仍保持“强硬”姿态，但外部风向已变。1970年初，关于将张秀川调出海军的方案在军委办公室讨论过，却因各方意见不一致而搁置。那份方案如今仍躺在档案里，只留下铅笔勾勒的几道圈圈。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突然爆发，李作鹏、张秀川均被隔离审查。两人先后离开海军机关，相隔不到两周时间。海军大院的老警卫回忆，当晚拉走张秀川的吉普车紧跟李作鹏车后，尘土飞扬，灯光昏黄，没有人说一句话。

隔离期间的案卷，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部分解封。已知的是，关于“背着李作鹏办事”一说，在口供与材料中出现多次，张秀川也承认工作中“自作主张”。然而，他坚称自己“出发点是加强海军政治建设”。李作鹏则在审查笔录上写下四个字：“责任在我”。这一交叉供述成为研究者至今无法绕开的“罗生门”。

更大的历史浪潮卷过，个人恩怨显得苍白。李作鹏恢复工作后淡出公众视线，晚年极少谈及当年的“三件事”。张秀川直至去世，未再回到海军机关半步。后来人翻阅那段文件时，总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修改符号，那是两名军队高层在风云激荡岁月里留下的最直观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