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毛泽东视察工作途经武汉，向湖北省领导打听：王盛荣怎么样了

1946年2月末，齐齐哈尔的天空灰蒙蒙的，冰层尚未消融。大会刚开始，枪声却突然划破空气。一颗流弹穿透薄薄的木板天花，扎进主席台上一位军装干部的左腿。会场哗然，众人冲上去搀扶，才发现受伤的是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王盛荣。有人忙乱中低声嘀咕：“八成是特务。”几小时后调查结果出来，只是楼下警卫擦枪走火。偶然的事故，却把王盛荣推到截肢台，也让他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写。

王盛荣1907年生于武昌，十三岁便进纱厂当童工。累到深夜挣几个铜板的日子，锻出一副硬脊梁。因接触地下党员项英，他很早便把“革命”二字记在心里。1927年“八七会议”期间，他以交通员身份忙前忙后，才二十岁出头，却已懂得把生死置之度外。席地而眠的那几晚，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提“枪杆子里出政权”，也第一次在心底暗暗立誓：从此跟着干到底。

一年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俄语、滑雪、排球样样学，却始终不肯丢掉在码头练出的苦劲儿。三年学成回国，正赶上中央苏区扩建少年先锋队。他这个总队长不光会操枪，还要在山路泥田里带着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做地形侦察。1932年去赣南接毛泽东时，王盛荣打死几名民团团丁，把高烧中的毛泽东硬是背到安全地带，自己腿上也多了道枪口撕裂的疤。那晚，毛泽东拿下军装外套给他包扎，语速不快，却句句沉着：“革命路长，你得活着。”一句话，两人相知终身。

中央苏区缺钱差粮的困境接踵而至。1933年，临时中央两次划拨款项运往上海结果皆被携款潜逃。第三次，仍要有人带三万美元闯关。张爱萍最先被点名，旋即推荐王盛荣——既懂上海话，又有“赴莫斯科开会”的身份遮掩。王盛荣把美钞分装两只藤箱，在香港中转时未敢同伴同行，搞得临时中央一度以为他也跑了。几天后，他亮出海关盖章文件，将钱如数送抵上海中央局。局长激动得直抖烟手，他却一句轻飘：“任务而已。”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盛荣受董必武之邀奔赴鄂豫皖交界，拉起散兵游勇重组游击队，两个月便打出三百余支枪，队伍破两千人。后来扩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他把指挥权交给李先念，自己留守竹沟训练新兵。有人劝他去大城市，他直摇头：“乡野也得有人守。”这种“不挑台子”的脾性，日后既让他屡屡受任重托，也让他在风浪里多吃几分苦。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收官阶段，王盛荣随东北局一干到底。枪伤残腿加上截肢后的感染，让他失去冲锋机会，中央调他进军工部做政委。很多老战友替他惋惜，他却说：“换条战线继续干，何必唉声叹气。”1950年3月，中南重工业部成立，他身兼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局长。恰在此时，苏联对华贷款协定进入执行期，需要十万吨钨砂作抵偿，而国民党时期年产不足三百吨。周恩来把任务交到他手里，他盘算一夜，决定向湘赣粤桂四省要人、要矿、要车。支援信第二天就送到四省省委书记案头。

矿山缺设备，他又盯上香港被国民党冻结的一千吨钨砂，请示出售换回卡车和汽油。一来一回，关键设备到手，四省产量直线上升。年底统计，实际出口一万零六百吨，比原定指标多出百分之六。可就在这时，一封匿名信递到中南海，指他“克扣外贸收益，数额巨大”。毛泽东翻完信就叫秘书：“这不可能，王盛荣咬牙也不会贪。”随即短信周恩来核实。周恩来拍案回应：“无罪有功。”事情虽澄清，但有人暗地里动手脚，王盛荣职务由副部级降到副处级。消息传到他耳边，他只笑一声：“级别不办事，人能办事。”

降级后的他主动跑去考察材料供应，发现建筑工地连铁钉铁丝都靠进口，便向中南局申请建轧钢厂。批文到手，他带工程师钻山凿洞，亲自趴在图纸上抠尺寸。工地最艰难时，几台旧轧机零件配套不上，他干脆拿着扳手跟工人一件件改造。轧钢厂初步见雏形，却没人记得这位曾经的副部长，更无人汇报他的近况。

1957年4月，毛泽东南下视察，火车刚过武昌，问随行的湖北省领导：“王盛荣现在怎么样？”车厢里瞬间鸦雀无声，没人能答。毛泽东脸色一沉，只留两字：“去找。”省里连夜排查，半个月后在郊区简易厂房里发现王盛荣——满头灰尘，左裤管空荡，正和工人讨论进口钢坯的粗轧温度。了解情况后，毛泽东批示：调任湖北省冶金厅厅长。

临行那天，王盛荣迟迟不肯离厂，“厂子要能轧出中国自己的铁钉铁丝，我才安心。”不久，第一批国产铁钉下线，他才在办公室挂上截肢那年留存的皮靴作纪念。1962年起，因旧伤反复感染，他被迫退休。此后四十余年，他极少在公开场合发声，家中也不摆勋章。2006年，九十九岁的他安静离世。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那双发霉的藤箱仍在阁楼一角，里面空空如也，只夹着一张当年上海海关的放行条。它见证了他一辈子的清白，也解释了为何在1957年的车厢里，那位老人依旧被最高领袖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