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5年授衔那会儿，徐海东名字列在大将名单里，不少人都觉得这是个奇迹。
这倒不是说他仗打得不够多——那一身的战功是谁也抹不掉的——关键在于他的身子骨。
常年累月在死人堆里滚，他身上早就是千疮百孔，大半辈子都在跟阎王爷拉锯。
在大连养病的时候，他指着身边的发妻，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
“要是没你在旁边守着，我这条命哪怕有九条，也早就丢了三回了。”
这话听着像两口子还要腻歪，可你要是去翻翻红二十五军的老账本，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修辞，而是大实话。
他的妻子叫周东屏，其实原本叫周少兰。
从改名那天起，她就不光是个媳妇，而是把自己活成了一道“人肉防线”，死死卡在徐海东和死神中间。
这事儿说到底，是一场关于“保命”的惊险赌局。
把日历翻回到1934年，那会儿徐海东和周少兰面对的，简直就是两头堵死的绝路。
先说徐海东这边。
1934年腊月，红二十五军正在陕西洛南县庚家河开会，哪成想风声漏了，国民党大军摸上来搞偷袭。
当时的形势那叫一个悬，负责警戒的队伍倒下一大片。
身为副军长，徐海东面前就两条路：要么撤，保住指挥部；要么顶上去，硬把战线扛住。
徐海东这人打仗有个毛病，就是坐不住冷板凳。
他选了第二条路，拎着枪就冲到了最前头。
阵地是保住了，可代价惨得吓人。
一颗子弹顺着他左眼下边钻进去，硬生生从后脖颈子穿了出来。
这伤有多重？
后脑勺底下直接被轰开一个血窟窿。
虽说卫生员手忙脚乱把血给堵住了，可紧接着，更要命的麻烦来了。
伤势太重，徐海东的喉咙肿得跟馒头似的。
气管里全是淤血和黏糊糊的脓痰，堵得严严实实，根本咳不出来。
这时候的情况就是：血是不流了，可人眼看就要活活憋死。
旁边的医生急得满头大汗。
在那荒山野岭的年月，上哪去找电动吸痰器？
连把像样的手术剪刀都凑不齐。
这就掉进了一个死循环：明知道怎么救（把痰吸出来），可手边就是没家伙事儿。
按那会儿的常规操作，医生也只能干瞪眼，眼睁睁看着副军长一口气上不来。
就在大伙儿都绝望的时候，旁边挤进来一个小护士。
这个小姑娘，就是周少兰。
她没工夫跟医生探讨医学理论，也没那个心思去想什么男女授受不亲，更顾不上琢磨把病菌吸进嘴里自己会不会烂肺。
她干了一件让全场老爷们儿都傻眼的事：直接趴下身子，嘴对嘴，硬是把徐海东喉咙里那些腥臭的脓痰和血块，一口一口给嘬了出来。
气管通了，徐海东这口气才算是倒腾上来。
就这一嘬，把徐海东从鬼门关硬拽了回来。
可更有意思的是，你要是把时间往前倒推一个月，就会发现，这场救命的戏码差点就演不成。
这就得说说故事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岔路口。
1934年11月，也就是徐海东挨枪子儿的前一个月，红二十五军刚打算开始长征。
那时候领导层头疼一个很现实的事儿：长征那是去玩命，不是去游山玩水。
队伍里有7个女护士，周少兰就在里头。
政委揣着遣散费去找这几个姑娘，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为了大伙儿安全，也为了部队能甩开包袱急行军，还是发点钱，大伙儿散了吧。
这笔账在政委看来算得很精：带着女兵，行军拖拖拉拉，真要碰上敌人，她们跑不快，搞不好还得当俘虏，不如早点回家安生。
那几个女兵一听就急了，眼泪哗哗地流，死活不肯走。
两边正僵持不下呢，徐海东过来了。
这会儿的徐海东，做了一个把自个儿后半生都改写了的决定。
弄明白咋回事后，他咧嘴一笑，直接拍了板：“既然不想走那就都留下。
咱们这么大个队伍，还差这7个女兵的一口饭？”
徐海东当时的念头，估计也就是出于那是战友，或者觉得多几个人吃饭不算个事儿。
但他哪怕长了前后眼也想不到，这笔看着亏本的“仁义账”，在一个月后的庚家河死人堆里，连本带利翻了几万倍还给了他。
要是当时他为了所谓的“轻装上阵”点头把人送走，那等到庚家河他被脓痰堵得翻白眼的时候，哪还有那个叫周少兰的姑娘站出来救命？
这就叫因果循环。
往后的事儿，那就顺理成章，成了“生死搭档”。
徐海东昏迷了四天四夜，周少兰就在床边守了四天四夜，眼皮都没合一下。
等到徐海东终于睁开眼，虽说还说不出话，但这俩人的命就算是系在一个扣上了。
伤好利索后，徐海东跟组织打报告结了婚。
这儿有个细节特别有嚼头。
结完婚，周少兰把自个儿名字改成了“周东屏”。
“东”，就是徐海东；“屏”，取的是“屏障”的意思。
这名字改得太绝了。
两口子过日子，一般叫伴侣，叫搭档。
可周东屏给自个儿的定位非常狠：她是徐海东身前的最后一道掩体。
在后来抗战那些年里，这道“屏障”硬是展现出了吓人的韧劲儿。
徐海东那是员猛将，打起仗来不要命。
红二十五军跟陕北红军会师后，他带着红十五军团继续死磕，后来又改编成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无论是平型关大捷，还是在华北伏击鬼子，哪儿硬往哪儿冲。
只要他在前线拼刺刀，周东屏就在后方医院抢救伤员。
可要是形势紧得不行，周东屏也会跟着上战场。
那时候，她腰带上永远别着一把上了膛的驳壳枪。
这枪不是拿来打鬼子的，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打鬼子。
她是这么盘算的：真要到了绝境，为了不当俘虏，更为了不给当大官的丈夫拖后腿，这颗子弹就是留给自己“自我了断”的。
这话听着让人后背发凉，但在那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就是她对自己角色的理解——绝不能成为丈夫的软肋。
这事徐海东知不知道？
心里跟明镜似的。
但他从来没拦过。
因为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心里透亮。
上了战场，这就是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生跟死，也就是眨眼的功夫。
劝有什么用？
能做的，就是拼了命去打赢。
到了1940年以后，徐海东因为常年透支，身子骨彻底垮了，大多数时候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干脆只能长期养病。
这时候，周东屏这道“屏障”更是显出了真本事。
从延安转战到大连，在漫长的病床上，周东屏成了全天候的护工。
外人只看见开国大将的风光，却想象不到一个浑身是伤、几次报病危的人，是怎么把那些日子熬过来的。
谜底就在周东屏的名字里。
1917年出生的周少兰，从小当童养媳，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13岁为了“活出个人样”参加革命。
她这辈子，从一个受气包变成了一尊守护神。
她用嘴把那一坨坨要命的脓痰吸出来，换回了一代名将的命；又用半个世纪的日夜看护，兑现了“东屏”这两个字的承诺。
徐海东那句“死过三回”，真不是客套，那是实打实的后怕。
它更像是一份签了生死状的合同：
你敢在前面堵枪眼，我就敢在后面吸脓痰；你敢把后背交给我，我就敢把名字改成你的盾牌。
这笔账，这老两口算得清清楚楚，也守了一辈子。
信息来源：
《党史纵览》1997年第02期《将军与他的“守护神”——徐海东和周东屏的患难情》
《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第06期《虎将之恋——大将徐海东和妻子周东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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