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解放前夕，此人不幸被捕，毛主席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营救

1948年12月20日深夜，北平西四的一盏煤油灯仍亮着。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人员把一份密电交到周恩来手中，电文只有寥寥几句：上海地下党建议重点保护“民建黄某”，此人掌握金融系统要害资料，可助解放后接管。周恩来在纸上划了一个圈，随口嘟囔：“一定要保住他。”这个“黄某”，正是黄炎培的次子黄竞武。由此，一条秘密营救链悄然铺开。

上海当时什么状况？一句话：表面繁华，暗里血腥。国民党保密局、警备总司令部、江防司令部三股特务势力，把繁华的南京路、外滩当作狩猎场。凡是同情共产党、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只要落单就危险。有意思的是，越接近失败，蒋介石越在上海下重注——因为这是全国外汇、黄金的集中地。黄竞武偏偏就在最核心的中央银行稽核处上班，身份显眼，却又便利。

朋友们劝他撤离。黄竞武摇头：“越是乱，越要把账本看紧。”语气很轻，却透出倔劲。他知道自己手里的账本，记着的是四行两局的黄金走向，也是六百万上海市民的口粮。

还得从头说起。1916年，年仅十四岁的黄竞武考入清华学堂。五四运动那天，他举着一块硬纸板冲上天安门前的石狮子，声音嘶哑。之后赴美读书，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经济学硕士。那几年美元金本位的制度、摩根银行的运作方式，让他明白“经济就是另外一条战线”。1929年回国，先在盐务稽核所，再进中央银行，几次因为拒绝与盐商、官僚勾连差点丢饭碗。抗战期间读到《新民主主义论》，他对友人感叹：“救中国，光算账不行，还得跟着老百姓一条心。”

1941年参加民盟，1945年底加入民建。其父黄炎培虽早是知名教育家，却也避免不了特务的跟踪。1948年“五一口号”一出，黄炎培决定赴北平商议新政协。问题是特务寸步不离。那天假寿宴便是黄竞武出的主意。他披上父亲的大氅，拄根手杖，晃晃悠悠走向永安公司，身后七八名特务跟得紧。真正的黄炎培则乘机连夜转道香港，再北上平津。临别前父子对话极短：

“爸，走吧。”

“你呢？”

“上海缺不了我。”

一句“缺不了我”，把生死置于度外。

父亲走后，黄竞武身边的网越收越紧。他白天在银行查账，晚上同地下党碰头，统计存金重量、出港航次。为了拖延黄金外运，他临时起草“防失盗临时细则”，规定每箱黄金必须有三名签字人，一缺就停运。看似繁琐的公文，硬是拦住了好几批押运。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汤恩伯部队节节败退。黄竞武秘密往返南京，劝同学、税警总团团长陈某起义。陈某犹豫，他递了一份手写情报：“到了最后一天，别替败军背锅。”陈某低头沉默，终于点头。策反成功，却也暴露了行踪。

5月12日清晨，中央银行大门被撞开，毛森的人挥枪闯入。一边搜文件，一边喝问：“哪位是黄竞武？”他放下钢笔走出来：“我就是。”没挣扎，没多话。囚车驶出静安寺路口时，车窗外法租界的梧桐叶沙沙作响。自此音讯全无。

同日下午，上海地下党把情况拍电报送北平。毛泽东阅后命令李克农：“人要活的，资料要全的，不惜一切代价。”指令如山，可距离解放军进城只剩半个月；毛森手里握着杀人名单，正疯狂清狱。地下党联系丁惟汾、谷正纲，又筹黄金行贿，仍被拖延。5月18日凌晨，龙华路190号监狱后院，黄竞武等十三人被推到废弃弹药坑边。特务拔光他的十指甲，再用棍棒击断右腿，逼问名单。他咬牙不吭。活埋前，他只说了句：“留好账本给人民。”

5月27日，解放军进城。宋公园被挖出三千多具遗骸。6月2日，南市车站路，又翻出十三具。妻子姚文琴认出那具头套麻袋、右腿弯曲的遗体，扑倒痛哭。消息送到北平，黄炎培握着黑框眼镜，足足站了半小时才坐下。他写祭文：“竞武，若知你之死换来六百万人的再生，可慰。”

解放后，卢纯根率工作组接管中央银行。他翻开封存的稽核档案，发现账本归档井井有条，每页都用红铅笔标注“未外运”和“已外运”字样。旁边夹着一张便条，写着两行小字：“如有遗漏，责任在我；如能周全，功归人民。”卢纯根当即提议为黄竞武追认烈士。

1950年春，上海市人民政府礼堂举行追悼会。会场不铺彩，不挂挽联，只把那本厚厚的账簿平放棺前。老同事、地下党员、工商界朋友排队默立。有人悄声说：“这本账，抵得上一座炮台。”

后来，黄竞武留下的金融资料，为中共中央财经委研究上海接管方案提供了第一手数据；那份“临时细则”，更被沿用到1952年整顿金融期间。黄竞武牺牲时年仅47岁，黄炎培71岁。父子生死跨两地，却在新中国的财政基石上，留下并肩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