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废除“法律监督”这个概念

在当代中国的法律话语体系中，“法律监督”是一个既熟悉又模糊的概念。它频繁出现在官方文件、学术著作和司法实践中，却鲜有人深入追问其语言学根基与实践合理性。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个词汇本身时，会发现一系列令人不安的问题：它不仅语义含混，逻辑松散，更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职能错位与制度混淆，需要在汉语词汇中废除这个概念，以希正本清源。

一、语法与语义的双重困境

从语言学角度审视，“法律监督”这一短语首先面临的是结构模糊性。在汉语语法中，“法律”与“监督”的组合方式存在多重解读可能：它既可被理解为“对法律的监督”，也可解释为“依据法律进行的监督”，甚至可能暗示“法律本身作为主体实施监督”。这种结构性歧义导致其内涵难以准确界定，造成专业术语本应具备的精确性严重缺失。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指出：“语言的界限即世界的界限。”当法律语言失去清晰性时，其所描述的制度实践也必然陷入混乱。这种模糊性不仅影响了学术讨论的严谨性，更在司法实践中埋下了职能混淆的种子。

二、概念模糊导致制度角色错位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监督”的外延呈现出令人困惑的扩张趋势。理论上，这一概念可以覆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人大的立法监督、监察监督、行政机关的执法监督乃至群众监督和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这些监督都可以称之为“法律监督”，而不是“非法律监督”。这种无边界的扩展使其失去了作为专业术语的区分功能，反而成为职能重叠与权力冲突的源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宪法框架下，“法律监督”常被等同于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然而，这种等同性定义既不符合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也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实际角色存在张力。检察机关本应以司法追诉职能为核心，维护司法公正与程序正义，却被“法律监督”这一模糊概念赋予了超越其制度定位的广泛权力，导致其在司法体系中的角色定位长期处于摇摆状态。

三、一个翻译失误的制度化

从词源学角度考察，“法律监督”是一个缺乏国际对应概念的“语言孤岛”。它源于对前苏联法律术语的翻译，却未能准确反映原意，也未能在比较法视野中找到适当对应。这种翻译失误经过长期制度化，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的法律体系与司法实践，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

值得深思的是，语言不仅是表达工具，更是建构社会现实的力量。福柯曾揭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共生关系：特定术语的生产与传播往往伴随着特定权力结构的形成与巩固。在这一视角下，“法律监督”概念的存续与强化，也必将会创造或衍生出一种与这一概念相伴随的特定权力结构，形成一种超越纯粹司法的变异性制度形式。

综上所述，废除“法律监督”这一模糊概念确有必要。废除“法律监督”概念及其表述方式，并非否定监督制度本身的价值，而是追求法律语言精确化与司法职能清晰化的必要步骤。可能的替代路径包括：

一是术语精确化：将检察机关的职能明确界定为“司法追诉”或“司法程序监督”，剥离其过于宽泛的“法律监督”外衣，使其职能回归司法属性。

二是职能分离：明确划分不同主体的监督职能，如人大的“立法监督”、监察机关的“监察监督”、行政机关的“执法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等，形成层次分明、边界清晰的监督体系。

三是制度重构：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检察机关在司法体系中的定位，强化其司法追诉职能与程序监督职能，剥离与其本质不符的泛化监督权。

语言不仅是制度的载体，更是制度的建构者。当我们使用“法律监督”这样模糊的概念时，我们不仅是在描述一种制度，更是在无意识中塑造一种含混的权力结构。法律的清晰性始于语言的清晰性。废除“法律监督”这一含混概念，将是中国法律语言现代化与司法制度理性化的重要一步，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