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班禅与达赖有何联系？两者谁地位更高？

公元一六四二年夏，固始汗在布达拉宫前宣布拥立五世达赖洛桑嘉措执掌西藏政务，那一刻高原权力天平定向，可与此同时，“班禅”这一支脉正在日喀则悄然壮大。两位活佛的名号此后逐渐被外界视作并立双峰，坊间经常抛出同一个问题：同属格鲁派的班禅与达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谁又更显尊崇？要把谜底说透，得把时针拨回十五世纪。宗喀巴圆寂后，弟子各领风骚。克珠杰被尊为一世班禅，根敦朱巴被尊为一世达赖，两条转世链条从此同步展开。那时还没有“达赖”“班禅”的响亮名号，只有朴素的“活佛转世”内部认定。局面在草原上发生转折。一五七八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北上成吉思汗后裔俺答汗大帐。帐里香烟缭绕，汗王献上长白哈达，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自此传遍蒙古草原。格鲁派借此得到马背民族的金戈铁马，势力扶摇直上。权力的盛放难免引来制衡。一六四六年，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为了限制达赖一家独大，又在日喀则为四世班禅罗桑曲杰加封“班禅博克多”。六十多年后，康熙帝以《敕封诏书》再添“额尔德尼”四字，明确两大活佛同为一品，名义上平起平坐。然而，封号归封号，实际中的师徒纽带更为紧密。公元一六〇三年，年逾而立的四世班禅应邀为尚幼的四世达赖授沙弥戒，正式确立“年长者为师、年少者为徒”的不成文规矩。从此，一位班禅与一位达赖往往互为师徒，既传法脉，又结政治盟约。“自今日起，黄教之兴衰，系于汝我齐心。”传说四世班禅在拉孜寺如是耳提面命。此后，两大系统联手推翻藏巴汗政权，奠基“噶丹颇章”政教体制。表面看是宗教仪轨，骨子里却是稳固势力的政治布局。十八世纪末，乾隆帝推行金瓶掣签。从制度上说，这是把转世认定权牢牢攥在中央手里；从格局上看，则让达赖、班禅都有了“听命于朝廷”的共性。礼节再隆，也离不开紫禁城一道谕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后，情势突变。大英帝国以“开商埠”为名对西藏虎视眈眈，一九〇四年扬格哈师远征军攻入拉萨。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起初同仇敌忾，但英枪声刚歇，分歧即现。“击鼓而过，何意？”十三世达赖在大昭寺台阶上冷声质问九世班禅，随从记下了这句历史性的问责。表面是仪节之争，深层却是双方对京师、对外势力甚至对寺产利益的不同盘算。九世班禅留守后藏，宣称“仍奉大清天子为上”，而达赖则借赴蒙古、转赴北京，再至印度，试图在列强之间寻找新的支点。清廷的做法更加剧了裂痕——一纸命令里，朝廷考虑以褒奖班禅来牵制达赖，让拉萨方面大为恼火。更要命的是内部经济矛盾。扎什伦布寺坐拥大片庄园，地租、徭役与拉萨噶厦的税赋利益冲突尖锐。十三世达赖在三大寺支持下企图削弱日喀则的影响，先后派官员接管班禅名下牧场，使原本泛宗教色彩的师徒情分变得脆弱不堪。一九二三年，僧俗矛盾升级，九世班禅赴青海、西安，避离西藏；达赖的噶厦随后查封班禅庄园，冻结寺库银粮。至此，延续三百余年的师徒联系宣告断弦。平情而论，地位高低在不同语境里答案并不一致。仪轨上，年长者为师并握法脉；行政权力上，自一六四二年起，达赖出任噶丹颇章政权的最高首领；经济与宗教号召力方面，班禅坐镇后藏，掌控扎什伦布寺，影响力深入阿里、康区直至青海牧区。中央政府为了维系边疆稳定，历代皆在两系间保持“彼此制衡又彼此倚重”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初的裂痕并未磨灭两大系统的历史渊源。此后无论政局如何转折，认定转世时依旧要执行“互认”仪轨，一方参加另一方的坐床典礼早已成为惯例，正是这条规矩让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血脉相承。如果硬要在“谁更高”上分出伯仲，只能说：当达赖统辖全藏政务时，他的政治光环更亮；当班禅高居“无上金刚上师”宝座时，他的宗教权威同样无可替代。二者互为镜像，缺一难成完整的高原宗教版图。往昔的尊号、册封、师徒仪轨、地域利益，层层叠叠，好似雪山的褶皱。班禅与达赖的关系，也就在这种历史地壳运动中时而并肩时而错位，映照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复杂与多面。如今读来，仍能感到那股来自雪域高原的恢宏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