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终结：关于“无未来感”的社会学

【译者按】

自社会学诞生之日起，学者们就一直在关注那些“没有过去的人”，那些尝试斩断传统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奔向明天的人，他/她们被看作“现代”的象征。然而，在二十一世纪，在承载着想象中的“未来”的新千年里，人们却越来越感到“没有未来”，所有关于“光明的未来”的说法，即便不是反讽，也充满着时代的温差。

作为英国最近十多年来兴起的“未来社会学”思潮的一部分，社会学家理查德·塔顿的研究并未将日常生活中的“无未来感”（futurelessness）看作个体性的焦虑，也并未将之归结于经济上行期的结束或世代文化的变更，而是将之理解为一种弥散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也经由该结构再生产的集体性的“感受体制”。

我们感到没有未来，并不意味着“未来”不存在。未来一直都在，我们心知肚明，但我们同样知道，并且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那些“未来”并不属于我们，它与我们渴望的图景，与我们想象的另一种生活都并无关系，甚至格格不入。就此而言，一种“无未来”的社会学所要追问的不只是未来是否存在，更是那些塑造它的种种社会建制。我们应当追问，也必须追问：那是谁的未来，以及谁依然拥有想象、定义和实现它的能力。

好了再见，我要走了，我去2000年

引言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学与“未来”的关系始终错综复杂：19世纪，部分社会学家将未来设想为通向更优生存状态的进步之路，而另一部分人则对社会变迁潜在的反乌托邦后果忧心忡忡（Connell，1997；Manuel，1962）。1965年英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成立时，其领导层设立了“未来三十年委员会”，旨在探索社会科学在预测和规划未来方面的潜力（Young，1968）。尽管有这些进展，厄里（Urry，2008）指出，许多社会学家开始对参与未来预测持审慎态度，因为他/她们认为“未来的愿景在意识形态上服务于特定群体的利益，且乌托邦式的替代性未来往往既危险又错误”（Urry，2008：261）。亚当（Adam，2011：592）则主张社会学家应积极介入未来性研究，“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社会科学的产物及其影响正延伸至日益遥远的未来，而我们的时间视野与关切却在不断萎缩”。

自本世纪初以来，社会学界对未来的兴趣确已复兴（Adam and Groves，2007；Coleman and Tutton，2017；Urry，2016）。现已有大量文献提供了理论化方法，考察不同群体如何想象和感知未来，同时也重申了一种长期的社会学承诺：事物可以且应当有所不同。这一点在2016年国际社会学协会（ISA）论坛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该论坛以“我们想要的未来”为题，试图凸显“面向未来的社会学”；2021年英国社会学协会（BSA）年会则邀请与会者共议“重塑未来”。正如这些主题所示，虽然社会学一直致力于将未来“作为分析对象”加以“审视”（Brown and Michael，2003：4），但这种兴趣亦包含强烈的规范性维度。尽管并非所有学者都会如此界定自己的工作，但总体而言，这些路径代表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当代“未来社会学”的学术取向。它们揭示了未来性如何成为社会与文化生活的核心，以及对可能与理想未来愿景的争夺，如何成为持续社会斗争的关键要素。

有观点认为，自本世纪初以来，关于未来的集体情感已发生转变，人们感到“未来已然封闭，不再开放和延展”（MacDonald，2018：57）。我正是通过考察这些观点来为“未来社会学”做出贡献。许多人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反而将未来视为一场“无法反抗、不可避免的灾难”（Berardi，2011：126）。心理学家认为，当下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是“厄运与阴霾”，即“一种强烈的社会共识，认为社会正在每况愈下”（Van der Bles and Van der Linden，2017）。从“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到“没有未来的青年”（Juventud sin Futuro），各类社会运动都援引“失去未来”的威胁，以激励年轻人采取紧急且激进的行动。调查显示，21世纪多重交织的危机让许多人对个体和集体的命运感到焦虑：未来不再是充满希望的彼岸，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恐惧与怀疑的想象（Prince's Trust，2020）。

此类论调并非当下独有。二战后初期，冈瑟·安德斯（Gunther Anders）、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等哲学家都认为未来已经“失落”（Andersson，2020：31）。大屠杀严重动摇了“进步即向善”的哲学信念。随着核武器的发展和彻底毁灭威胁的逼近，安德斯（1962）认为，人类已然生活在“终结的时代”，而这随时可能沦为“时代的终结”。芒福德（1947：375）甚至推测了这对社会生活的意义：

对连续性的信念、对未来的希望感消失殆尽：突然毁灭的确定性打断了每一个长期计划，每一项活动都缩减至一日之短，仿佛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1960年代的心理学研究似乎证实了芒福德的推测：核战争带来的死伤威胁正在侵蚀年轻人“对未来的希望”（Escalona，1963；Schwebel，1982：610）。到了1980年代，心理学家进一步研究了年轻人如何谈论核冲突威胁，并提出他/她们生活在一种“无未来感”中，即“要么认为规划未来是徒劳的（既愚蠢又无用），要么感到未来机会被剥夺（如无法做想做的事、不想组建家庭等）”（Hanley and Christie，1988：12）。这种无未来感伴随着一种改变现状的无力感，导致年轻人专注于活在当下（Zuckerman and Beardslee，1986）。研究表明，在非常字面的意义上，年轻人觉得由于核战争的威胁，未来的生活根本不会发生，也无从计划。

本文考察了“无未来感”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当代情感（affectivities）及未来关系的意义。我认为，无未来感反映了行动者在实现自身渴望的未来时所处的不同位置。因此，关注“无未来感”有助于凸显想象的未来（以及谁在想象）、权力关系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我将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讨论这一点，随后探讨“无未来感”是否已成为当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关于未来的情感模式或导向”（Coleman，2018：38）。为此，我借鉴了社会理论家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他/她们认为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未来已被封闭且正在继续被封闭的感觉。他/她们指出，如今人们不再相信源于欧洲现代性的那种想象未来——即那个“对新事物开放且无限制”的未来（Koselleck，2004：232），那个承诺无限经济增长、人类扩张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未来。相反，他/她们将未来视为一场灾难——这并非核攻击那般突如其来的浩劫，而是由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生态退化及资源枯竭引发的社会冲突所构成的“缓慢灾难”（Knowles，2020）。我将结合过去50年的政治文化发展来解读这些主张，评估其实证基础，并最终概述其对当代未来性社会学辩论的意义。

“有未来”与“无未来”的社会学

社会学家对未来有不同的概念化方式。贝尔和毛（Bell and Mau，1971：11）关于“未来图景”（images of the future）的研究建树颇丰，他/她们认为这些图景通过呈现“未来的替代方案或可能性”，在当下“指引着社会行动”。这些“未来图景”是“对未来某时刻事物状态的预期”（Bell and Mau，1971：23），社会学可以分析是谁制造了它们、它们如何在社会中流传，以及如何介入决策过程。他/她们设想社会通过一种“控制论-决策模型”运作，即对过去和现在的信念影响了未来图景的构建。这些图景为决策提供信息，进而产生实际经历的未来，并反馈到新图景的制造中。贝尔和毛的模型体现了一种承诺，即社会变革可以且应当被规划，但它似乎淡化了围绕这些“未来图景”的争夺所具有的不平等性质。他/她们很大程度上未审视权力关系，也未探究谁更有能力将自己的未来图景纳入决策过程。

科学技术研究（STS）等领域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展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以分析“对未来某时刻事物状态的预期”（Bell and Mau，1971：23）。范·伦特（Van Lente，1993）、布朗和迈克尔（Brown and Michael，2003）等众多学者为“期望社会学”（sociology of expectations）做出了贡献，这种期望不仅被理解为“对尚不（完全）存在之物的表征”，而且它们还在“行事”：提供建议、指明方向、创造义务（Van Lente，1993：191）。这项工作借鉴了J.L.奥斯汀关于展演性言语行为的理论，即话语是“行动的一部分”——期望一旦被说出，便可被他人分享和接受，并在“界定角色、建立相互约束的义务和议程”中发挥作用（Borup et al.，2006：289）。

因此，关于期望的研究证明了它们在发展群体关系、为特定未来愿景确立合法性及动员资源以及潜在地排除其他愿景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然而，正如赫奇科和马丁（Hedgecoe and Martin，2003：356）所观察到的，必须“争取”到行动者的支持，如果他/她们不能被该愿景说服，那么“该愿景将很难成功转化为物质和社会现实”。这指向了“期望的政治”，即不同的期望如何竞争注意力和资源，并凸显了“在界定未来时权力和权威不平等”的重要性（Borup et al.，2006：295）。

奥门等人（Oomen et al.，2022：253）通过分析某些想象的未来为何及如何“变得具有展演性，以及谁有能力使其愿景具有展演性”来解决这个关于期望政治的问题。为了理解其实践过程，他/她们引入了“未来化”（futuring）的概念，“这有助于我们将未来视为一种想象性的工作与实践，其中包含着意义与合法性的协商、知识的嵌入、公众的吸引以及信任关系的建立”（Oomen et al.，2022：254）。他/她们采用了一种戏剧学方法，关注“故事线”的发展和使用，利用数字预测或可视化技术向不同受众呈现未来；关注所呈现未来的“舞台化”（staging），这塑造了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并使某些声音优先于其他声音；以及关注组织性或想象性的“结构”，未来在其中随时间被反复展演。虽然这种方法增进了对“未来图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展演性作用”的洞察（Oomen et al.，2022：254），但仍有空间进一步探索为何某些社会行动者在参与此类实践时，因拥有更多的政治渠道、物质或文化资源而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桑德（Sand，2019）在其研究中关注了部分上述问题。通过与麦克雷（McCray，2012）和贾萨诺夫（Jasanoff，2016）等同样关注技术创新的学者对话，桑德探讨了“未来制造中的不平等”问题。桑德（Sand，2019：99）对比了两种现象：媒体、政治家等对“一小群来自北半球、受过高等教育、富裕的男性”及其未来愿景给予巨大关注，而其他群体则被排除在关于新技术及其预期用途和收益的政策辩论之外。他提出，这些被忽视的群体是那些“没有未来”的人，并以不同的方式探讨了这一点。

一方面，他说有些人“没有未来”，意指虽然他/她们可能有“个人愿望”，但缺乏埃隆·马斯克或杰夫·贝索斯提出的那种“全面的未来愿景”（Sand，2019：103）。贾萨诺夫（Jasanoff，2016）认为，结果是这些行动者无法很好地预见技术创新的未来收益和影响。他/她们因此不得不“接受善意的外来者许下的承诺，即相信身处技术前沿的企业家所设计的发明将改善他/她们的生活”（Jasanoff，2016：255）。实际上，他/她们依赖于他人“拥有未来”，并且必须信任他人来保障自己的前景。此外，桑德指出，人们可能有自己偏好的未来，但这并非一个能让他人听到的未来（参见Brown and Rappert，2000）。由于缺乏社会地位、资源和渠道，他/她们无法“使自己的愿景具有展演性”（Oomen et al.，2022：253）。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她们“没有一个未来”能被纳入关于技术创新的辩论和决策中。

阿帕杜莱（Appadurai，2013）在论证社会群体是否有能力“塑造未来”时也指出，这与其社会地位有关。除了物质匮乏、生活的不稳定和尊严的丧失之外，贫困经历的另一面是无力“发出声音、辩论、质疑和反对集体社会生活的方向”（Appadurai，2013：186）。相比之下，阿帕杜莱（2013：188）认为，占据强势地位、拥有更多物质和文化资源的富裕群体，更有能力“频繁且现实地探索未来，并更经常地彼此分享这种知识”。然而，对贫困者而言，“未来表现为一种奢侈品、一场噩梦、一种怀疑或一个不断缩小的可能性”（Appadurai，2013：299）。这一论述强调，一个人如何感知未来、能否想象并与他人公开分享可能的集体未来，都与其在现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息息相关。

桑德（2019：100）还反思了贫困人群与精英群体愿景之间的张力，后者的愿景将注意力从前者迫切关注的问题上转移开，而且“倡导该愿景本身就暗含一种价值判断：即失业等其他问题要么可以通过实现该愿景来解决，要么根本不重要”。因此，一些人可能会感到自己的未来正在被封闭，而处于更优越、安全位置的其他人则能够为他/她们认为重要和理想的未来调动资源。这种张力如今显而易见：一方面是减少碳排放和推动经济系统摆脱化石燃料的政策承诺，另一方面则是寻求经济安全的贫困地方社区的现实需求（Willis，2021）。

最后，桑德（2019：102）认为那些“失去希望”的人也可以被视为“没有未来”，因为他/她们缺乏“当下的愿望终将在未来实现的坚定信念”。米舍（Mische，2009：694）等社会学家已经指出了希望的重要性，因为它为改变个人生活或社会结构的努力提供了“情感基质”。正如安德森（Anderson，2006：734）所观察到的，“希望将未来展现为对差异开放”；它有能力“开启一个超越既定、超越‘我们’是谁的世界”（Colebrook，2010：324）。若希望缺失（无论是在个人还是集体前景层面），渴望的未来便显得大门紧闭。我还应指出，埃德尔曼（Edelman，2004：3）从酷儿理论视角出发，论述了“没有未来”也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行为，以此拒绝“未来性的至高价值”和“生殖未来主义”。这是一个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论点，但受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展开。

概念化“无未来感”

基于这些文献，我提议将“无未来感”理解为一种与未来相关的特定情感关系。社会行动者感到前路无望，是因为他/她们目睹自己珍视或渴望的未来正在被封闭，从而产生“没有未来”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转瞬即逝，也可能长期存在。通过无未来感这一概念，社会学可以将分析聚焦于那些能够制造、表演和呈现未来的人，同时也审视那些缺乏此类条件并经历未来封闭的人。借此，“无未来感”呼应了厄里（Urry，2016：189）的观察，即“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应被视为一个不平等的未来制造问题”。

这一观察引导我们跟随福柯的视角，将权力视为“创造社会变革的能力”（Heller，1996：87），并且“权力的行使在于引导行为的可能性并安排可能的结果”（Foucault in Heller，1996：83）。如上所述，社会学家已经展示了某些群体如何通过舞台化其偏好的未来并吸引公众参与来行使权力，“争取”并影响他人采取行动，以实现这些想象的未来（Hedgecoe and Martin，2003）。在福柯看来，我们都处于权力关系网络中，但特权、财富或文化差异使某些人比其他人处于更有利的战略位置。正如我们所见，一些人更有能力“辩论、质疑和反对集体社会生活的方向”（Appadurai，2013：186），而另一些人则不然。米舍（Mische，2009：700）认为，社会学的任务之一应是调查个体是否感到自己足够强大以塑造未来，以及他/她们将未来视为“扩张的还是收缩的”。

此外，福柯观察到，有些群体拥有“行使比其竞争对手更少权力的能力”，他将这种“次级形式的权力”（lesser form of power）称为抵抗（Heller，1996：99）。儿童或经济困难者通常属于难以创造社会变革的群体。他/她们经常发现自己不得不承受更强大群体所发起的社会变革后果，尤其是这些变革带来的意外效应。今天的气候变化即为例证。证据表明，如同40年前的核战争威胁，年轻人正感到绝望、恐惧和焦虑（Marks et al.，2020）。然而，感到未来因他人行为而被封闭也会引发愤怒等反应。青年气候行动的领袖明确援引“没有未来”的观念来谴责成年人的（不）作为。通过这种方式，年轻人呼吁掌权者正视其行为后果，并追求替代性未来。一些演讲展示了行动者如何不仅致力于使其渴望的未来具有展演性，同时也使想象中的“无未来”具有展演性，以此动员资源和盟友挑战现状，避免厄运成真。

因此，“无未来感”概念提供了一种方式，用以识别和分析当代社会中“不平等的未来制造”（Urry，2016：189），并认识到某些群体处于劣势，无法“使其愿景具有展演性”（Oomen et al.，2022：253）。相反，他/她们生活在未来前途渺茫的感觉中，这可能引发焦虑等情感反应，但也可能成为弱势群体构建抗争性政治的一部分。因此，无未来感强调了与未来的关系不仅是认知的，还涉及非意识的情感反应以及个人可感知的体验（关于这些差异的讨论，见Ducey，2007：190–191）。科尔曼（Coleman，2018：38）认为，存在“不同的情感模式或感受体制（regimes of feeling）”，它们定义了“当代西方社会的组织和体验方式”。虽然她侧重于预期（anticipation），但我的目的是探讨在理解欧洲社会的当代未来性时，无未来感是否也是一种重要的“感受体制”。为此，我将讨论那些认为过去四十年关于未来的主流感觉已发生变化的理论观点。

无未来感：从现代性到新自由主义

过去十年中，社会科学界涌现出一股关于“我们所知的未来的终结”（Battistoni，2013）的思潮。理论家们重申了过去四十年来学者们的一系列关切，即源于欧洲现代性的未来政治和文化观念如何走向衰落（Leccardi，1999；Lowenthal，1992；Pomian，1980）。我首先考察弗兰科·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2011，2017）的工作。当贝拉尔迪（2011：18）宣称“未来已死”时，他特指源于欧洲现代性的一种未来想象。这是一个由人类能动性塑造的“开放”未来，非由神祇或宇宙力量预定，且没有限制，它取代了“令人沮丧地被封闭的传统未来”（Lowenthal，1992：24）。现在，未来不再被构想为过去的延续，而是以“创新、发明、发现……新事物、前所未见之物”为特征（Pomian，1981 in Leccardi，1999：6）。因此，未来变成了“持续更新”并伴随一种加速感（Koselleck，2004：269），朝着不断改进的方向发展，这被称为“进步”。

正如伯里（Bury，1920：vii，2）所论证的，到20世纪初，进步已成为“西方文明的主导和支配性理念”，这是一种总体性信念，即“文明已经朝着、正在朝着、并将继续朝着一个理想的方向前进”。因此，进步代表了一个历史进程，由“仅朝一个方向——即改善的方向——发生的不可逆变化构成”（Pollard，1968：v）。然而，进步叙事有不同的层面：有些以知识增长或“人类的道德和精神状况”来表述，或以“人性不断趋向完美”为目标期待未来（Nisbet，2009：5）。另一些人则参照技术变革来理解进步，例如以计算能力的持续改进为证。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经历了多重政治和经济危机、“增长的极限”预测以及对技术和工业系统长期负面影响的认识加深之后，左右两派的作者似乎都失去了对进步的信念（Booker，1980）。正如诺沃特尼（Nowotny，2005：49）所言：“进步本身……已然迟暮”。

随着“进步的迟暮”，贝拉尔迪（2011：18）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文化见证了“未来的缓慢取消”，对未来的集体想象发生了反乌托邦转向。这种“未来的取消”在学者们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文化转变的论述中显而易见，而这种转变本身是20世纪70年代危机期间向“晚期”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过渡的产物。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84：85）观察到，后现代主义不再展望可能的未来，而是“实际上废除了任何对未来和集体项目的实践感知，从而将对未来变革的思考抛给了纯粹灾难和莫名灾变的幻想——从社会层面的‘恐怖主义’愿景到个人层面的癌症愿景”。

这是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怀疑”的必然结果，正如利奥塔（Lyotard，1979：27）著名的宣言所言；而其中最重要的元叙事就是进步。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后果是“未来呈现为被封闭的”，因为“很难想象和相信向一个想象的更美好未来的过渡”（1993：258）。对莱维塔斯（Levitas）而言，这标志着乌托邦想象的退却，从激发社会变革的集体行动，退缩为批判或逃避的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反乌托邦或废托邦（dystopian）想象的普遍潮流，其中灾难占据了舞台中心。

哈贝马斯（Habermas，1986：2）虽然与他所称的“后现代时刻”保持距离，但仍然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精神发生了变化——“时代精神”已变得反乌托邦：他推测“似乎乌托邦能量已被耗尽和枯竭”。现在，未来完全以负面的方式被看待。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列举了军备竞赛、技术失败、生态问题和结构性贫困化，这些占据了未来的负面空间。他怀疑这种状态不是暂时的，而是“触及更深”（1986：3），可以追溯到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持续攻击下，有组织的劳工失去了权力，而且“社会福利国家的纲领——它仍然依赖于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形象——正在丧失其能力，无法再为一种更美好、更少受威胁的集体生活方式规划未来”。

“乌托邦能量的耗竭”也不仅限于西方社会。特拉韦尔索（Traverso，2017：5）认为“乌托邦似乎成了过去的范畴——一种在逝去的时代中想象的未来”。

在此之后，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从全球霸权的地位出发，宣称没有其他社会是可能的。提供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的想象未来难以具有展演性，难以“争取”他人，因为正如费舍尔（Fisher，2009：8）所言，“资本主义垄断了思维的视界”。这是费舍尔（2009）关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研究的一个关键观点，他探讨了一种疲惫的顺从感，即未来出现一种不同社会的前景已经消失（Levitas，1993）。费舍尔（2009：17）观察到，我们生活在“一种更为普遍的疲惫感、文化和政治的贫瘠之中……”。他认为，“对于欧洲和北美大多数20岁以下的人来说，资本主义缺乏替代方案甚至不再是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垄断了思维的视界”（2009：8）。赖特（Wright，2010：1）观察到，曾经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和捍卫者都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存在一种独特的替代方式来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他断言，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不再相信这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对他/她们来说似乎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对于政治左翼而言，这种曾经想象的未来的失落感构成了特拉韦尔索（2017）所称的“左翼忧郁”（left wing melancholia）的一部分。例如，贝拉尔迪（2011，2017）反思了替代性未来的封闭如何在那些希望事情有所不同的人中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无力感、绝望和抑郁情绪。即使在讨论最近出现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时，如世界社会论坛（WSF），霍尔瓦特（Horvat，2019：29–30）也对其能否实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承诺感到悲观。他得出结论，不存在真正能与主流新自由主义秩序抗衡的全球运动。巴蒂斯托尼（Battistoni，2013）也指出了占领运动的不足，认为它最终缺乏一个可实现的替代性未来的愿景。贝拉尔迪（2011：158）总结道，“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存在解放性形式的前景”。鉴于对改变现状的无力感，未来“不再表现为一种选择或集体的自觉行动，而是一种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反抗的不可避免的灾难”（2011：126）。

霍尔瓦特（2019）认为，经历这种感受的不仅仅是左翼：他声称，没有未来的感觉——曾经是全球贫困者的普遍感受和现实——现在也成了“全球范围内正在失势的中产阶级焦虑的餐桌话题”（2019：49）。它甚至延伸到了全球富人阶层，他/她们正在投资越来越复杂的手段来逃离这场“不可避免的灾难”（Berardi，2011：126；另见Tutton，2020）。对霍尔瓦特而言，这种感受正在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状况，无论富人还是穷人、生活在全球北方还是南方的人都在经历，尽管他/她们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截然不同。他/她们所恐惧的灾难不一定是核战争，而是气候变化、生态系统退化和环境污染的“缓慢灾难”（Knowles，2020）。因此，这里的利害关系不仅仅是左翼的命运。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霸权和乌托邦未来想象的明显耗竭，替代性社会的前景逐渐消退，未来感觉被封闭了。它呈现为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除非从当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掠夺性和过度消费经济中发生根本性转变。霍尔瓦特（2019）将新自由主义视为阻止应对“我们文明”生存威胁的障碍。支撑这些研究的是对文明威胁的关切，以及这样一种认识：尽管主要从欧洲视角写作，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本质上是全球性的，“没有未来”的感受并不仅限于欧洲公民。霍尔瓦特本人就致力于建立一场全球运动，而非局限于单一大陆。

在这些论述中，我将“无未来感”这一“感受体制”的出现，解读为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文化变革的回应。简而言之，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感到，他/她们所珍视和渴望的未来已经并正在被封闭，因此感到他/她们“不再拥有未来”。虽然这样的未来可能是可以想象的，但他/她们不再相信这些未来是可以实现的（Levitas，1993）。相反，面对作为灾难的未来——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以及公民无力动员起来认真挑战现有权力结构，社会存在于特拉韦尔索（2017：8）所称的“悬置的时间，介于无法掌控的过去和被否认的未来之间”，或者诺沃特尼（2005：52）所描述的“延展的当下”之中。

尽管有这些对当下的诊断，资本主义的技术乌托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消减。例如，硅谷人士并未放弃进步，他/她们认为自己在人工智能、抗衰老医学、自动驾驶汽车或载人航天方面的努力将产生社会福祉（Klaffle，2015）。左翼中也有一些人看到了利用技术改造社会使其变得更好的巨大潜力（Srnicek and Williams，2015）。未来时态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日常文化表达的一部分，创新、突破或革命的话语是技术发展向消费者呈现的恒常特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对技术所交付的未来感到某种失望。自由意志主义企业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曾宣称：“我们想要飞行汽车，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符”（Weisfield，2013；参见Graeber，2015）。

在评估上述文献的洞见时，必须牢记谁感到他/她们所珍视和渴望的未来正在被封闭，以及他/她们声称代表了谁的经验。因此，在最后部分，我探讨关注无未来感对“未来社会学”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些是初步思考，旨在为与社会学及相关领域中关注“未来性”的其他学者开展进一步讨论开辟空间。

构建无未来感的研究议程

上文中，我探讨了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一系列主张，即他/她们珍视和渴望的新自由主义替代性未来已经并持续被封闭。此外，他/她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了政治左翼的观点，还诊断出这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情绪。

虽然他/她们的观点基于对社会世界的观察及对文化发展的解读，但他/她们几乎没有提供经验证据表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确实体验到这些感受。事实上，要证明某个或某些群体共享特定的感受或情感反应，以及这些感受如何随时间变化，本身就充满了概念和方法论上的困难。

要评估支持或挑战某种关于未来的“感受体制”已变得更占主导地位这一主张，社会学家需要考虑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洞见。例如，青年研究领域呈现了一幅复杂的经验图景：一些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和个人目标有着明确看法，而另一些人则在没有清晰计划的情况下探索新兴机会（Bryant and Ellard，2015）。一些年轻人——尤其是生活在贫困中的年轻人——感到他/她们的未来被封闭了，并且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按意愿塑造未来（Carabelli and Lyon，2016；Mische，2009）。他/她们因此发现自己更多地为当下而活，并表现出不愿想象和规划那些他/她们认为不太可能实现的未来（Leccardi，1999）。鉴于此，我们有潜力去调查并更好地理解：这种“无未来感”的情感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个体日常生活的特征？谁在何时体验到它？是关于哪些想象的（无）未来？它与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模式有何关联？想象的个人未来与人们为其所生活的社会想象的未来相比如何？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访谈、焦点小组或其他“基于艺术的”研究形式来探索，调查不同群体对未来的希望和焦虑叙事（Carabelli and Lyon，2016）。除了年轻人之外，此类研究还可以扩展到其他群体，包括老年群体。

社会学家还需要认识到情感性未来（包括无未来感）的文化和社会特殊性。任何声称这种感受体制在不同社会中被普遍体验的主张都应审慎对待。虽然人们很容易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经历着同样的“无未来”感，但米切尔和乔杜里（Mitchell and Chaudhury，2020）对“新灾难主义”（new catastrophist）写作的批判提醒我们，情感性未来是更大的文化和历史构成的一部分（Urry，2016）。他/她们对这一文献的解读表明，虽然焦点放在可能导致文明崩溃的未来灾难上，但对于许多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BIPOC）而言，灾难不在未来，而是已经在过去五个世纪中展开。对于许多这样的群体来说，他/她们的未来被白人定居者和殖民者为追求自己期望的未来而实施的行动所封闭。毕竟，通过进步和乌托邦故事讲述的欧洲现代性想象未来与帝国征服密不可分。米切尔和乔杜里（2020：319）认为，虽然表面上涉及全人类的命运，但这种“新灾难主义”文献实质上由“白人末世叙事”组成，主要关注维护欧洲生活方式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进步观念。正如萨夫兰斯基（Savransky，2021：4）所观察到的：“世界的终结总是这个世界中某个世界的终结……‘文明发展’所依赖的欧美掠夺性生活模式的终结，本身并不是一切事物的终结”。

因此，社会学家应该理解，无未来感总是对这个世界中众多可能未来中的某些未来的封闭，我们需要始终追问：这些未来是为谁而被封闭的？这又是如何变得重要的？我已经探讨了政治左翼作家所表达的一种特定的欧洲（或者也许是欧美）类型的无未来感。但是，正如米切尔和乔杜里（2020：322）所展示的，还存在其他可能的未来，他/她们通过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t）、南亚未来主义（Desi-futures）以及无数其他非欧洲未来主义来探索这些未来，这些未来主义“为超越（白人性的）末世（apocalypse）开辟了未来空间”。

巴蒂斯托尼（2013）追问，学者和活动家如何能将“无未来”感受的紧迫性和愤怒转化为超越霍尔瓦特（2019：55）所称的“拜物教式末世主义”的东西。如果我们如她所论证的那样，已经抵达从现代性继承的未来的终点，那么挑战就是从“旧未来的废墟”中建立一个“新的当下”，重新想象我们所说的进步意味着什么，以及可能的乌托邦不再是“无尽富足之地”（2013）。只有通过应对“当下的紧迫性”，社会才有机会朝着“新未来”努力，从而避免或更好地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这为参与米切尔和乔杜里（2020）在其研究中讨论的那种“反未来”（counterfutures）开辟了空间（Eshun，2003：288）。这些“反未来”证明了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如何与“旧未来的废墟”共存，并开辟了想象可能未来的新的和不同的方式。正如巴蒂斯托尼所观察到的，气候变化是“更光明未来”的意外结果，欧洲和北美以及最近其他地方的几代人为此投资，以便为他/她们自己和子女带来更好的生活。现在看来，这个未来中已经没有未来了，那么可以而且必须讲述什么新的故事？

为了找到关于未来的新故事，霍尔瓦特（2019：130）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感，他认为我们必须召唤“来自未来的诗歌”，而非回顾过去寻找解决方案。与巴蒂斯托尼一样，他的关注点在于改变当下的条件以创造一个避免灾难的未来，这意味着认识到“未来就是现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灾难性事件为采取行动提供了潜在契机，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共同体，将这些事件视为整体的一部分并做出回应。他总结道，只有寻求建立这样的全球共同体，我们才能防止更严重的灾难。

因此，对无未来感的关注为思考并超越这种关于未来的“感受体制”创造了空间。即使社会学家可能研究无未来感，以更好地理解谁更有能力或更缺乏能力去想象和规划未来，他/她们也应该继续致力于寻找新的方式来实现“向差异开放的未来”（Anderson，2006：734）。无未来感是社会建构的，也可以被消解。虽然对年轻人的调查传达了他/她们对未来的焦虑感，但这些调查也显示，同样是这些年轻人对于他/她们这一代能够让未来变得更好感到非常乐观（Prince's Trust，2020）。对于在世界各地大学中实践并通过多种渠道传播到年轻人生活中的社会学学科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培育和启发这种乐观主义。正如吉德利（Gidley，2017）所观察到的，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提供洞见，还赋权年轻人去想象并实现替代性未来。社会学领域完全有能力既提供理解权力关系和“不平等的未来制造”的分析工具，又推进关于可能的社会变革的论述（见Wright，2010）。

结论

在本文中，我通过阐述“无未来感”这一概念及其对理解当代情感性和与未来关系的相关性，为现有的“未来社会学”做出了贡献。从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研究中对这一概念的最初表述开始，我论证了如何从社会学角度理解无未来感以及为什么它很重要。除了将分析聚焦于那些能够制造、表演和舞台化未来的人身上之外，社会学还应该关注那些不太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他/她们所经历的不是想象或预期未来的开放，而是其潜在的封闭。

此外，我探讨了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主张，即无未来感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关于未来的感受模式，当然它与其他模式共存并处于张力之中。然而，它是否已变得普遍，以及这可能带来什么后果，值得批判性审视和进一步调查。无论如何，无未来感为社会学对未来性的持续参与增添了独特元素，也强化了该领域的承诺——即存在着比今天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所梦想的更多可能的未来。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Sociology）杂志，原题为《无未来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Futurelessness），是该杂志“未来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未来”特辑的一部分。作者理查德·塔顿（Richard Tutton）现为英国约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同时担任科学技术研究中心（SATSU）联合主任。

理查德·塔顿（Richard Tutton）；孙凝翔、周言昱 /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