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的中国认同，如何被清洗？除了领土，我们还丢了什么？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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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你今天站在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尔广场，看着周围俄式风格的建筑，听着年轻人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蒙古语交谈，喝着伏特加，你很难想象，就在一百多年前，这座城市还叫库伦。

那时的库伦，被称作“小北京”。

1910年的库伦街头，满大街都是来自山西祁县、太谷的商人。最大的商号大盛魁掌握着整个草原的经济命脉，王公福晋们身上穿的是瑞蚨祥的绸缎，活佛喇嘛们念经用的香火供奉，全来自内地。

那时候，虽然有蒙汉之别，但在文化与经济的肌理上，这里与中原是血肉相连的。

然而，这种持续了两百多年的深度绑定，在短短半个世纪里被切得干干净净。

很多人把外蒙古的离去，简单归结为雅尔塔会议上大国的一纸交易，这没错，但这只是政治上的结果，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外蒙古的上层精英和底层牧民，对“中国”二字不仅没有留恋，反而充满了恐惧与决绝呢？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清末新政的副作用

清朝末年，清朝对蒙古的统治术，在历代王朝中堪称巅峰。清廷搞了满蒙联姻，又设立了严格的蒙禁。简单说，就是不许汉人去蒙古种地，不许蒙古人学汉话，人为地把蒙汉给隔离开了。

虽然隔绝了，但满蒙皇室的亲戚关系，加上晋商带去的茶叶、布匹、铁锅，都让蒙古王公觉得依附清廷是舒服而且安全的。

但这层温情面纱，在清末就被撕碎了。

光绪末年，清廷内忧外患，国库空虚，北边的沙俄（当时称为“罗刹”或“老毛子”）又步步紧逼。为了筹集练兵的军饷，也为了充实边防，清廷决定对外蒙实施新政。

核心政策叫放垦实边。

根据《清史稿》和当时驻库伦办事大臣的奏折记录，清廷不仅废除了禁止汉人进入蒙古的禁令，还大规模招募内地流民去草原开荒种地。

在农耕文明看来，这是开发，但在游牧文明眼里，这是绝户。

草原的生态脆弱，哪里经得起犁铧的深翻？而且，汉人多了，设了府县，蒙古王公的领地权就被架空了。

这时候，来了一个关键人物：三多。

1910年，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这位满洲官员深受激进改革思潮影响，他到了库伦，不像以前的官员那样搞羁縻，而是搞强行同化。他强令蒙古王公出钱修兵营、办学堂、设巡警，甚至要统计牛羊财产收税。

史料记载，当时库伦流传着一句话：“三多来了，草原就要变田地了。”

三多不仅要钱，还动了蒙古人的精神支柱喇嘛教，他试图限制寺庙的权力，这直接激怒了外蒙的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八世。

在清末新政的强推下，外蒙古上层得出一个恐怖的结论，清廷不再是保护伞，而是要吞噬我们草场和权力的掠夺者。

这是第一道深刻的心理裂痕，所谓的中国认同，在生存危机面前，已经开始动摇了。

傲慢摧毁了最后的体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外蒙趁机宣布自治。注意，这时候是自治，虽然受沙俄怂恿，但很多王公心里还是留了一线。

到了1919年，沙俄爆发十月革命，红白军内战，俄国人自顾不暇，这本是民国政府收回外蒙的绝佳窗口期。

当时负责处理外蒙事务的都护使叫陈毅（备注：不是后来的元帅陈毅）。陈毅是个老练的外交家，他深知蒙古王公最怕的是什么，怕被剥夺王位，怕被汉人抢地。

所以，陈毅搞了一个《六十三条》方案。核心思想是，里子我要（取消自治，回归中国），面子给你（保留王公待遇，不再强行移民）。

经过艰苦谈判，外蒙王公和哲布尊丹巴基本上同意了这个方案，可眼看就要和平回归了。

就在这时，一个搅局者来了，他就是徐树铮。

作为段祺瑞的心腹、皖系军阀的悍将，徐树铮急需军功来巩固地位，他带着几千兵马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库伦。

徐树铮看完陈毅的《六十三条》，直接扔进废纸篓，骂道：“这太软弱了！”他自己起草了一个八条方案，核心就两个字：听话。

《民国档案》里记录了那个著名的场景：

1919年11月的一天晚上，徐树铮直接带兵闯入哲布尊丹巴的宫殿，将这位在蒙古人心目中如神一般的活佛软禁起来。徐树铮指着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强迫他在撤销自治的文书上签字，并没收了王公们的印信。

徐树铮还放话：“不但要撤销自治，将来还要在这个文书上再加几条！”

徐树铮觉得自己很威风，像当年的班超一样。但他忘了，班超威震西域靠的是恩威并施，而他只有傲慢。

这一巴掌，彻底打醒了蒙古王公。之前主张回归的亲华派王公，此刻颜面扫地，成了族人眼中的叛徒。他们原本指望民国政府能比清末新政宽容点，结果发现，这帮军阀比三多还狠。

徐树铮在库伦待了没多久，就因为内地直皖战争爆发撤军了。但他留下的烂摊子，却再也无法收拾了。

当被激怒的蒙古王公和喇嘛们看到中国军队撤走后，他们立刻转身，哪怕是引狼入室，也要找那个北方的红色邻居帮忙。

徐树铮的傲慢，亲手关上了外蒙心悦诚服回归的大门。

苏式外科手术

1921年，外蒙古人民党在苏R红军的帮助下夺取了政权。

新政权建立后，面临一个巨大的尴尬，蒙古社会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汉商手里，精神命脉掌握在喇嘛和旧贵族手里，而他们都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要彻底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必须得动刀子。

首先是经济清洗，1920年代中期，蒙古宣布废除旧债。什么意思？就是以前牧民欠大盛魁等汉商的钱，一笔勾销。紧接着，利用高额税收和行政手段，将数万名华商驱逐出境。

曾经繁华的库伦买卖城，瞬间凋敝，维系蒙汉关系的商业纽带，就这么断了。

但这还不够，只要喇嘛教还在，只要旧贵族还在，他们读的还是满文汉文的经典，认同的还是东方的传统。

于是，被称为蒙古斯大林的乔巴山登场了。

1930年代，在苏R“肃F”运动的影响下，外蒙古也展开了大清洗。这次清洗的惨烈程度，在正史中往往被一笔带过，但翻开《蒙古国大清洗真相》等研究资料，数据触目惊心。

清洗的重点对象有两个：一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后裔（王公），二是高阶喇嘛。

为什么要杀喇嘛？因为在当时的蒙古，知识分子几乎全是喇嘛。他们懂蒙文、藏文、汉文，他们记录历史，传承文化。

史料记载，在这场浩劫中，喇嘛阶层约2万人被处决，加上党政军及贵族，总死亡数在3.6万至5万之间。对于当时人口只有七八十万的外蒙古来说，这相当于杀掉了所有的精英阶层。

全蒙古700多座寺庙，除了留下几座做样子，其余被拆毁、焚烧。

无数珍贵的蒙文、汉文古籍、家谱、历史档案，在烈火中化为灰烬。那些记得“清朝皇帝封赏”、记得“晋商老朋友”的人，肉体都被消灭了。

通过这场物理清洗，外蒙古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推平。旧的记忆载体，没了。

换字

如果说杀人是消灭肉体，那么“文字改革”就是消灭灵魂，这才是最狠毒、最无法逆转的一刀。

在1940年代之前，蒙古人使用的是传统的回鹘式蒙古文（老蒙文）。这种文字是竖着写的，源于粟特文，和满文同源。学会了老蒙文，往上能看懂元朝的圣旨，往下能看懂清朝的档案，横向能和内蒙古的同胞通信。

这是一种属于东方文化圈的文字。

1941年，外蒙古在苏R的指导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废除老蒙文，改用西里尔字母（俄文字母）拼写蒙古语。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蒙古国看到的那种像俄文一样的文字。

这个改变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从这一刻起，出生的蒙古孩子，再也看不懂自己祖宗留下的书了。他们看不懂《蒙古秘史》的原版，看不懂家里的族谱，更看不懂清代两百多年积累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文书。

他们的历史记忆，被强行断片了。

新一代蒙古人的知识来源，只能依靠苏R编写的教科书。在那些教科书里，中国不再是“兄弟”或“宗主”，而是压迫者、放高利贷的和落后的封建邻居。而苏R，则是解放者和文明的灯塔。

文字一变，文化基因就变了。

从此，外蒙古在文化版图上，硬生生地被从东亚挖走，拼贴到了东欧。

老达子说

1946年，南京GMD政府在无奈中承认了外蒙独立，但实际上，那里的中国心，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停止跳动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次简单的领土丢失，而是一个步步惊心的去中国化过程～

当我们在地图上看着那片巨大的海棠叶变成雄鸡而扼腕叹息时，更应该明白一个残酷的真理：

灭掉一个民族的认同，不需要杀光所有人，只需要换掉他们的课本，改掉他们的文字，切断他们与过去的联系。

所谓的“认同感”，从来不是天生的，它是脆弱的，是需要细心呵护的。一旦被傲慢摧毁，一旦被外力强行格式化，再想找回来，难如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