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半辈子骂鲁迅，却不愿意为了丈夫做一碗汤，离婚后孤独终老

民有这么一位才女，她的名气虽然也很大，但让她出名的原因却多少带着点“火药味”。

她才华横溢，文章写得极好，在当时被誉为文坛的“常青树”。

这个人就是苏雪林。

提起她，文学圈里的人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她的代表作《棘心》，而是她那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骂战”。她几乎把自己后半生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攻击已经去世的鲁迅。

这种近乎偏执的恨意，让她成了文坛上的一个异类。

她与鲁迅的半世恩怨

苏雪林是典型的“反鲁斗士”。但很多人不知道，早年的苏雪林，其实是鲁迅的“头号迷妹”。

那时候，苏雪林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对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那是推崇备至。

她曾经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盛赞鲁迅是中国文坛“第一人”，那言辞之间的敬仰，简直就像现在的粉丝追星一样狂热。

可是，这股子热乎劲儿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两人政治立场的不同，以及一些文坛上的摩擦，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得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特别是1936年，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举国哀悼，大家都沉浸在失去文坛巨匠的悲痛中。

可就在这个时候，苏雪林跳了出来。

她给当时的一位教育界大佬蔡元培写了一封信，信里言辞激烈，极力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的成员。

如果说这仅仅是立场的不同，倒也罢了。但苏雪林并没有就此罢手。

在鲁迅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哪怕她后来去了台湾，直到晚年，她依然没有停止对鲁迅的攻击。

她写了大量的文章，用词之狠毒，让人咋舌。她骂鲁迅“偏狭”、“多疑”，甚至把鲁迅的家庭生活都拿出来进行道德审判。

她把这种攻击当成了一种毕生的事业，哪怕自己已经九十多岁高龄，只要提到鲁迅，她依然像个随时准备冲锋的战士。

这种长达半个世纪的“单方面骂战”，让很多人感到不解。为什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本身也成就斐然的女作家，会如此执着于仇恨？

其实，当我们把目光从她的笔杆子移向她的家庭，移向那个被她冷落的丈夫时，或许能找到答案。

一段被“包办”的错位姻缘

苏雪林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虽然接受了新式教育，甚至还去了法国留学，但在婚姻大事上，她依然没能逃脱父母之命。

她的丈夫叫张宝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工男，毕业于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是造船工程方面的专家。

按理说，才女配工程师，一文一理，也算是一种互补。但问题坏就坏在，这两个人的性格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苏雪林浪漫、感性，脑子里装的都是风花雪月和文学梦想；而张宝龄呢，务实、刻板，脑子里装的都是图纸、数据和钢铁。

这门婚事是苏雪林在出国前就定下的。等她留洋回来，虽然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但为了家族的面子，为了不做一个“不孝女”，她还是硬着头皮穿上了嫁衣。

新婚之夜，两人之间没有丝毫的激情，只有尴尬和沉默。

婚后的生活，正如她预料的那样，乏味得像一杯白开水。苏雪林渴望的是那种琴瑟和鸣、能陪她看星星看月亮的伴侣，可张宝龄呢，回到家就是研究他的船舶图纸。

有一次，苏雪林指着天上的月亮，想跟丈夫聊聊诗词歌赋，结果张宝龄看了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月亮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个反射太阳光的球体吗？”

那碗没煮的汤

苏雪林并没有扮演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相反，她用一种近乎报复性的冷漠，来对抗这段包办婚姻。

其中最著名、也最让人唏嘘的，就是“煮汤”事件。

有一次，张宝龄生病了，发着高烧躺在床上，浑身难受。这时候，人是最脆弱的，最需要亲人的关怀。张宝龄虚弱地对苏雪林说，自己想喝一碗热汤，哪怕是一碗简单的蛋花汤也行。

按常理，妻子照顾生病的丈夫，煮碗汤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举手之劳。

可是，苏雪林当时正在书房里写文章，听到丈夫的请求，她不仅没有放下笔，反而冷冰冰地回了一句：“我不会煮，你要喝自己去弄，或者叫佣人。”

一个大才女，在文字里能写出那么细腻的情感，能对社会问题发表长篇大论，却对自己发烧的丈夫吝啬到连一碗汤都不肯给。

张宝龄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那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更是心寒到了极点。

这件事成了夫妻关系彻底破裂的导火索。

张宝龄终于明白，在这个女人的心里，根本没有他的位置，哪怕一点点都没有。

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个“金伞”的故事也广为流传。

苏雪林想要一个金手镯作为装饰，张宝龄作为理工男，觉得金手镯俗气且不实用。

他为了讨好妻子，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亲手用黄铜打造了一把精致的小铜伞送给她，寓意为你遮风挡雨。

结果苏雪林一看不是金子，直接把铜伞扔到了一边，觉得丈夫根本不懂她的心，还嘲笑他是“铁匠”。

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那碗没煮的汤，让张宝龄彻底死心了。

从那以后，这两个人虽然还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已经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开始实行严格的AA制，您没听错，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家庭里，他们就开始搞经济独立了。

苏雪林赚的稿费归她自己，张宝龄的工资归他自己。两人吃饭各吃各的，甚至连生活用品都分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苏雪林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张宝龄回来后，苏雪林竟然当着客人的面说：“这是我花钱买的菜，你要吃得付钱。”这种近乎荒诞的相处模式，让周围的朋友都感到尴尬和窒息。

这种日子熬了几年，两人终于连架都懒得吵了。

抗战爆发后，苏雪林和张宝龄因为工作原因分居两地。这对别的夫妻来说是离别的痛苦，但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种解脱。

张宝龄留在了大陆继续他的造船事业，而苏雪林则辗转去了台湾，在大学里教书育人。

这一次分别，成了永诀。

在分开后的几十年里，苏雪林很少提起张宝龄，仿佛这个人在她的生命中从未存在过一样。

直到张宝龄去世的消息传来，苏雪林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悲痛，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百岁老人的孤独与反思

苏雪林是一个长寿的人，她活了整整102岁。

在台湾的后半生，她一直是一个人生活。虽然她在学术上成就很高，是享誉文坛的教授，学生们对她也很尊敬，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透入骨髓的孤独，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

晚年的苏雪林，依然笔耕不辍。

她住在台南的成功大学宿舍里，屋子里堆满了书。她没有子女（因为和张宝龄感情不和，两人终生未育），没有伴侣，陪伴她的只有那一张张冰冷的稿纸。

有人曾问过她，后不后悔当年的选择？苏雪林虽然嘴硬，但在她的晚年回忆录里，我们还是能读出一丝悔意。

她承认张宝龄其实是个好人，是一个正直、有才华的工程师，只是自己当年太任性，太执着于所谓的“浪漫”，而忽略了生活中最真实的温暖。

她用半辈子的时间去骂鲁迅，或许是因为她在鲁迅身上看到了某种她所痛恨的“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又或许，她只是在通过这种激烈的对抗，来填补自己情感生活的巨大空洞。

她赢得了文坛的关注，却输掉了人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