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获俄国籍背后：美国监控黑幕，远比你想的更恐怖！

据俄罗斯塔斯社2020年10月22日报道，爱德华·斯诺登的律师库切列纳证实，斯诺登已获得俄罗斯永久居住许可，2022年9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授予其俄罗斯国籍。

自斯诺登曝光棱镜门事件后，全球民众开始普遍质疑，自己是否生活在一张密不透风的监控网络中，言行皆可能被情报机构记录在秘密报告里，而这些机构往往无需法律与议会授权，便可堂而皇之地开展监控。

2024年9月，黎巴嫩和叙利亚境内的真主党武装数千部寻呼机同时发生爆炸，波及包括贝鲁特郊区、南黎巴嫩等真主党核心控制区，造成至少12人死亡、2750人受伤。这起事件打破了“按键引爆电子设备”仅存在于故事中的认知，证明特务机构可凭借技术手段随意实施暗杀。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两名前摩萨德特工的采访揭露了真相：摩萨德为让真主党购买指定型号寻呼机，通过虚假网络广告、收买数码博主做虚假测评诱导下单；同时在境外设立多家空壳公司，掩盖寻呼机炸药来源，最终成功实施袭击。这一案例直观展现了情报机构的触手已遍布海外，针对被认定危害本国利益的人员和机构，中情局、摩萨德等可实现“虽远必诛”。

冷战遗产：美国监控的“祖训”起源

美国的大规模监控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冷战历史的“遗产”。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核心定为遏制苏联及共产主义阵营扩张，在冷战精英眼中，共产主义阵营的每一次进展都被视为威胁，甚至陷入“滑坡谬误”的认知陷阱——若不在越南阻止共产主义，便会逐步渗透至整个自由世界，最终蔓延至美国本土。

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态：“为了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对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这番言论为美国的对外扩张和对内管控提供了舆论铺垫，而所谓“代价”，本质上是让美国民众为冷战战略买单，奔赴越南战场卖命。

1962年2月，保罗·哈金斯将军在西贡设立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主导特种战争并大量增兵南越；1964年东京湾事件后，美国国会以400票对0票（众议院）、81票对2票（参议院）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动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装部队援助东南亚盟国。尽管美军在越南战场战术层面战损比可观，但整体战略彻底失败，深陷丛林战争泥潭。

战争的僵持引发国内大规模反战浪潮，嬉皮士运动兴起，民众抵制这场无意义的战争。美国政客将反战情绪归咎于“境外势力渗透”，认为反战民众已成为“自由世界的敌人”，进而为情报机构开展国内监控寻找借口——出让隐私权、实施针对性监控，都被包装成“打赢冷战的必要牺牲”。

中情局与FBI：无孔不入的国内监控网络

1964年，中情局专门设立部门负责美国境内间谍监控活动；1965年，林登·约翰逊政府下令中情局独立于联邦调查局，调查境内反政府势力，随后推出多项针对异议人士的秘密行动。

“HTLingual项目”聚焦通信监控，所有寄往苏联、中国、巴基斯坦及南美洲的邮件均需经过中情局检查，工作人员拆封邮件、提取信息，建立监控叛逃人员的专项档案，肯尼迪遇刺案主要嫌疑人里哈维·奥斯瓦尔德（曾定居苏联的前海军陆战队员，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同情者）便在监控名单中。

另一项“MKUltra计划”由中情局安全办公室协调，针对美国主要城市的反战团体，全方位收集情报并汇总至“混乱行动”母项目，相关行动早在1967年便已大规模开展。

联邦调查局（FBI）则与中情局形成“分工协作”：中情局负责情报搜集，FBI负责对目标人员实施清除、转移。1956年至1971年，FBI开展的“反情报计划”，旨在监视、渗透、抹黑、破坏所有被认为具有“颠覆性”的政党和组织，监控范围涵盖女权运动、黑人权利组织、美国共产党、反越战势力、民权运动、学生运动、环保组织、印第安人权利组织、3K党、移民社团等，几乎覆盖所有社会群体，唯一可能例外的仅有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美国参议院调查证实，该计划的诸多手段至今仍被FBI等机构沿用，包括媒体战抹黑、伪造文件散布虚假报道、全天候骚扰、非法暴力乃至暗杀，而政府始终以“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为借口搪塞。

疑点重重的“自杀”：监控阴影下的政治清算

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后的国会山骚乱事件中，便浮现出监控与政治清算的阴影。

福克斯新闻报道，来自佐治亚州的投资顾问克里斯托弗·乔治亚（供职于全美顶尖银行，有妻女）在骚乱后被妻子发现死于家中地下室，现场血迹斑斑。福尔顿县验尸官裁定其为“胸前枪击自杀”，但疑点重重——乔治亚家中仅有两支近一米长的西蒙诺夫SKS半自动步枪，常理下无法用此类长枪抵住胸口自杀。

乔治亚曾冲进南希·佩洛西的办公室，而佩洛西助手透露，骚乱后办公室有一台电脑不翼而飞。这起“自杀”案的诡异之处，不禁让人联想其与政治打压、情报监控的关联。

自由的悖论：美国监控体系的虚伪性

根据里根颁布的第12233号行政命令，美国情报体系由16个机构组成，经协调开展情报交流与合作，2004年《情报改革和反恐法案》生效后，国家情报总监直接向总统汇报，统筹所有机构活动。这16个机构的监控范围不仅覆盖海外，更深度渗透美国国内。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更是变本加厉，秘密收集公民电子邮件、上网数据，甚至通过钓鱼执法，诱导穆斯林社区及少数族裔极端分子发表不当言论、筹备恐怖活动，再以“反恐”之名对相关人员及社区一网打尽，实现“精准清算”。

美国自诩“自由民主的灯塔”，动辄标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隐私权，却恰恰印证了“越强调什么，越缺少什么”的悖论。在“自由”的宣传外衣下，美国政府自20世纪中期起，便通过情报机构对本国公民实施大规模秘密监控、间谍渗透与政治打压，形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潜规则。

如今，美国的监控逻辑仍在延续：共和党执政时，反对MAGA及保守派价值观者被定义为“民主之敌”；民主党上台后，支持保守派价值观者又被贴上“反民主”标签，借助联邦秘密法庭授权实施监控，本质上是合法的政治清洗。

一个法律禁止在国内从事情报活动的机构，却能凭白宫授权肆意监控反对越战、质疑政府决策的公民，这便是美国口中的“自由世界”，一场自上而下的监控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