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军处决了一名师级干部，行刑前聂荣臻叮嘱：分他点鱼吃

1950年3月24日清晨，石家庄近郊的寒气还像针一样扎人。一支小型警卫分队蹚着积雪来到刑场，押解的人是沙飞——新中国成立不足一年就被判处极刑的师级干部。站在行刑队前方的军法处干事，反复确认批示，红色蜡印在晨光里格外扎眼。枪声未响，负责传达命令的联络员小声补充了一句：“司令员特意交代，给他煮条鲤鱼，别忘了。”

行刑队伍中没人敢搭腔，但都明白，这句再普通不过的嘱托出自聂荣臻。华北军区刚从战争年代转入正规建设，可军纪与国法必须立住，哪怕是昔日最优秀的战地记者，也动不得留用人员一根汗毛。处决照办，鱼要分，一丝人情不能少。这种矛盾的温度，恰恰是建国初期那段过渡期最真实的写照。

若要追溯祸根，得回到1949年12月15日早晨。那天石家庄零下十七度，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病房走廊飘着消毒水味。沙飞正接受肺结核治疗，主治医生是日本外科医师津泽胜。按理说，津泽胜进院已四年，医术稳定，早被编入医院正式名单，但沙飞见到他就皱眉：多年战地所见，将满腔怨恨磨成了执念。

摄影记者沙飞，本名司徒传恩，1912年出生于广东番禺。有人说他的镜头比子弹准，这话不夸张。抗战八年，他用胶片记录了平型关到百团大战的血火，一张《狼牙山五壮士》足以进入史册。行情好时，一米长的底版能换来十几支步枪。也正因为经历太深，他常在暗房里低吼：“日本人，一个都别放过！”战友以为是牢骚话，谁想到这情绪一天真会引爆。

1948年初检出肺结核后，沙飞调离一线，住进白求恩医院。那家医院由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直接管理，内外科班底混合，中方、苏方和留用日方同堂。时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的沙飞带枪入院，医院没多想，毕竟很多干部难得离身武器。可就在这把驳壳枪暗处养着一颗子弹，攒着一年多的恨意。

12月15日9时许，津泽胜查房后转身欲走。沙飞突然扣下扳机，两声脆响划破长廊。警卫员扑过来，沙飞冷眼一瞥，再一声枪响逼退对方。床沿下，津泽胜重伤倒地，仍握着听诊器。院方全力抢救，还是在48小时后宣告不治。枪击报告一分钟内传到华北军区，保卫机关震动，紧接着那通令聂荣臻大将心头沉重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听到“沙飞”二字，聂荣臻先是怔住。抗战时期，两人都在晋察冀，前方宣传多靠沙飞一台相机。沙飞封存底片时常半夜敲司令部的门，送来最新战况。那会儿前线枪炮声此起彼伏，他倒端着碗黄米饭顺门缝塞给警卫，让他们垫肚子。聂荣臻知他的血性，也知他的阴影。于是第一反应是：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保卫部门连夜对沙飞进行三轮问讯，结论是思维清晰、逻辑正常。院方精神科亦未发现异常迹象。案卷送至军法处，立字牌写着“持枪故意杀人，破坏民族政策，影响极坏”。短促三行文字，概括了这颗子弹在新政权面前的分量。沙飞得知判决没有多说，只抽空让警卫帮忙整理底片。翻看自己拍的《抢修正太铁路》时，他罕见地笑了一下：“胶卷别丢，负片要冲两遍。”

对外公布枪决前，军法处先征询聂荣臻意见。聂荣臻咬牙批示“立即执行”后，在角落添了八个字：行前给养，分他点鱼。旁人听来难以理解，老战友却懂——沙飞曾在雁门关跟随115师夜宿农家，主人只剩一锅鲤鱼汤，他把肉让给战士，只捞几根葱当下饭。自那以后，他就念念不忘鲤鱼的味道，战友打趣他是“拍片不离鱼味”。于是行刑前特地献上一道清炖鲤鱼，算是最后的惦念。

有人问，为什么不宽大处理？要知道，当时许多日籍技术人员留用在各条战线上，关系到铁路修复、医院运转、工厂试车。若此案取“旧恨”二字轻描淡写，后果不堪设想。纪律如闸门，开口就收不回。再说，津泽胜既受编制保护，也是白求恩医院医务联盟的一员，触动堪比在战时私自开枪打死军医。法理终归占了上风。

刑场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仅此一次。执行完毕，警卫员将那条鲤鱼抬到伙房，分作若干份。有人尝了一口说：“竟一点腥味都没有。”这句无心的评价，倒让几位见证者记住了鱼汤的清淡，也记住了纪律的分量。

正因为有了这样痛心的案例，华北军区随后大规模排查枪支管理漏洞，清理私配武器，一并开展精神卫生巡诊。文件归档时，沙飞名字旁加注：功劳卓著，因个人仇恨酿祸。字数不多，却把善恶交杂、人性裂缝写得淋漓。对于新生的共和国而言，它像一盏警灯，提醒着那一代指挥员：胜利刚到手，秩序才是接下来的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