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章说:“赵婷14岁时,宋丹丹成为了她的继母,在父亲重组家庭的第二年,还是个孩子的赵婷就远赴英国求学了。在外求学的日子里她一直都过着贫穷的日子,一边读书一边在酒吧打工。直到2017年她拍完第二部电影《骑士》拿到了奖金,她才还清了学生贷款,有了医疗保险,那时82年出生的她已经35岁了。而她的继母是通过媒体报道才知道女儿非常穷。……她的第一部电影《哥哥教我唱的歌》在电影开拍前一天,投资方撤资,晚上到家后又发现家里被盗,就连电影拍摄要用的硬盘也没剩下。赵婷觉得3年的心血都付诸东流,情绪即将崩溃。就在这时得到了朋友和男友的支持,保障这部作品顺利拍摄完成。”而众所周知,赵玉吉是亿万富豪,宋丹丹比较有钱,但似乎赵婷并没有接受父亲的资助。感觉这不像一般的父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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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父亲曾是中国一家大型国有钢铁公司的高管。你的继母宋丹丹是一位著名的情景喜剧演员。我听人形容她是“中国的罗珊娜(Rosea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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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非常有趣。
所以你成长于中国一个听起来相当特殊的阶层。我很好奇,你会如何形容你童年时的北京——那是一个正在迅速转型、工业化的地方,而你的父亲又与这种工业化直接相关。
我父亲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特别。他是一名政府官员,而在中国,大多数人都为政府工作。我十五岁离开中国,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娶了我的继母。那也是中国真正开始加速发展的时期。所以每次我从英国或美国回来,都会发现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我对北京的记忆,永远停留在童年时的那个北京,而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北京?
想象一下:没有电话线,街上没有汽车。别说互联网了。基础设施非常有限。我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不多,所以就好像生活在一个雪球里的世界。我提到“雪”,是因为我总是记得北京冬天的大雪,而那正好是春节的时候。你可以走路去外婆家,大家彼此都认识彼此。我在那个社区里感到非常安全。
我记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 MTV,或者第一次看《终结者》,第一次听到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然后心里想:雪球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就像任何神话一样,当你知道外面还有一个世界时,你就开始产生渴望。我经历过一种纯真的年代。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孤独——这些都有。但同时也有纯真。
你们家在那个时期经历了财富变化吗?
外界有很多关于我家是亿万富翁的说法,但那完全不是真的。很多人确实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获得了极端的财富,而我家并不在其中。我见过很多由此带来的悲剧。我们并没有被经济腾飞的浪潮卷走。我们的收入大概相当于美国的中产阶级水平,但在中国,这已经算是非常舒适的生活了。这让我们能够送我出国读书。
当任何社会变化得如此之快,却没有坚实的基础时,就会出现问题。灵性、与更宏大的事物的连接、与祖先根源的联系——如果这些是缺失的,而你却突然拥有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就会产生一种永远无法被满足的饥渴感。而艺术家之所以把生命押进去创作,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那种空洞。
你一直在走自己的路。但你父母是否曾期待你走一条更“常规”的道路?他们希望你成为什么?
你真的一直在挖我父母的事,是吧?
我是在挖掘是什么让你成为了一名艺术家。
我可以非常坦率地说:我和他们并不亲近。我年轻时相当叛逆。基本上我父母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会想:那我就偏要做相反的事。我的父母在“不太在场”和“允许我成为我自己”之间走着一条微妙的平衡线。
我之所以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是因为我需要理解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那并不是一个轻松的童年,而这是因为我的父母也没有轻松的童年,他们的父母也是如此。很多东西一代一代地被传递下来。
他们并不太在意我将来要做什么。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他们的父母会说:“你必须当医生”,或者“你必须当律师”。那种期待本身是一种安全的容器。而我成长过程中是没有容器的。我就是那个黑洞。
我需要我的父亲,或者我母亲内在的男性意识,站出来说:“这里是秩序,这里是边界,是洪水的河岸,这样你的水才能平静下来、流得更深。”我没有得到这些。我一直在混乱中旋转,直到我找到了电影这种语言。
你的叛逆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比如,上课时只要老师一转身,我就会从窗户爬出去,跑去篮球场,因为篮球场很少,你必须在下课铃一响就赶到。我是真的会直接跳窗户。当然我会被抓住,然后被罚留堂。就是类似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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