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之后，谁是下一个“顶级操盘手”？

进入202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呈现出一幅冰火交织的图景。

年初，蔚来汽车第100万辆量产车在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二期工厂缓缓驶下产线。创始人李斌在聚光灯下，一句“感谢安徽，感谢合肥”，道尽了一个品牌与一座城市长达六年的共同成长。

仅仅一周之后，另一则消息将市场的残酷一面无情揭开。观致汽车实控人姚振华发布实名举报视频，称公司资产面临被低价拍卖的困境。

两者强烈的对比，反映出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承担的风险与所需的决策能力。

在各地推动汽车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合肥因投资蔚来汽车，协助企业度过经营困难期，使安徽在2025年实现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全国第一。

如今，随着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地方政府再次面临产业布局的选择。需要思考的是，此类成功是偶发性结果，还是可总结、可借鉴的系统性产业培育模式。

谁都曾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蔚来与合肥的合作，实质上是一场基于共同需要的双向选择。

蔚来汽车曾深陷自诞生以来最严峻的经营危机。2019年，蔚来净亏损高达114亿元，股价一度跌至1.19美元，逼近退市红线。“2019年最惨的人”李斌，四处奔走寻求“续命钱”。

图片来源：蔚来汽车

与此同时，合肥也正面临产业转型的压力。这座城市虽在家电制造、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领域已有布局，但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仍缺乏具有带动效应的龙头企业。由于传统汽车产业基础相对较弱，合肥在当时的造车新势力城市竞争中，并未成为最受关注的对象。

尽管外界常将合肥的产业投资策略形容为“赌博”，但当地决策者对此并不认同。

“不能叫赌，是科学的研判。”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卓，在后来多次复盘时，都坚决否定了外界“赌城”的标签。

这场后来被载入中国商业史册的合作，其决策速度非常之快：从2020年2月25日蔚来与合肥签署框架协议，到4月29日最终协议签署并宣布70亿元战略投资到位，仅仅用了65天。

在“闪婚”的背后，是一场高度精密、冷静乃至冷酷的“精算”。据悉，在短短两个月内，合肥方面组建了由国资平台、专业投资机构、行业技术专家及法律财务团队构成的庞大尽调小组。他们的调研不仅覆盖了蔚来的财务报表、技术专利、供应链体系，更深入到其用户社区运营效率、换电模式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模型，乃至对李斌本人及其核心团队进行了多轮背景与能力评估。

尽调的结论并非一片乐观。报告清晰地指出了蔚来面临的巨大风险：持续亏损、竞争加剧、商业模式有待验证。

然而，报告也同时指出了蔚来独有的“资产”：中国高端电动车市场初步建立的品牌认知、极致用户体验塑造的用户忠诚度、行业领先的换电技术专利布局。

合肥的决策逻辑，建立在一种“风险投资”思维之上：他们投资的不是一家当前盈利的企业，而是一个在未来智能电动车赛道中可能占据重要生态位的“平台型种子”。

70亿元的资金，既是“救命钱”，更是“锚定钱”，旨在将蔚来未来的核心命运，与合肥这座城市的发展牢牢绑定。

从“输血”到“造血”

之所以说合肥是“顶级操盘手”，体现在后续一系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组合拳”中，展现出一种“阶梯式绑定”的产业培育艺术。

投资协议的核心条款，是“蔚来中国”总部的设立与落户。这绝非一个简单的注册地址变更。它意味着蔚来的核心战略决策、研发体系、资金结算、供应链管理等中枢职能，将全面融入合肥。这确保了合肥不仅是蔚来的“股东”，更是其“主场”。

此后，合肥市与蔚来共同规划建设了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蔚来第二先进制造基地（F2）率先入驻，成为其产能攀升的基石。随后，为应对激增的市场需求，投资更为庞大的新桥二期工厂（F3）火速启动。

图片来源：蔚来汽车

如今，这里已成为蔚来全球制造体系的核心，第100万辆下线的荣耀，正是这座“制造堡垒”实力的最佳证明。

不过，生态繁育，打造产业集群“热带雨林”，才是合肥“操盘”的终极目标。以蔚来整车工厂为“磁石”，合肥市政府启动了精准的“链式招商”，针对电池、电机、电控、座椅、玻璃、芯片、智能驾驶等关键环节的龙头企业，制定个性化的招商方案。

如今，国轩高科、科大讯飞……一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纷纷在合肥或周边落地、扩产。合肥无意打造一个封闭的“蔚来系”，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竞争与活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雨林”。

此外，合肥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本地高校科研资源，与蔚来共建联合实验室，在固态电池、自动驾驶算法、芯片设计等前沿领域开展研发，形成了“产学研用”的正向循环。

在100万辆的下线仪式上，为支持中国前沿科技领域的创新研究，蔚来公司将第100万台量产车——一台星辰绿蔚来全新ES8捐赠给安徽墨子量子科技基金会，用于为量子科技领域优秀专家们的出行提供保障。

此外，蔚来公司还与奇瑞汽车、江淮汽车共同签署《关于共建汽车产业发展协同创新平台的框架协议》，与龙迅半导体完成车芯协同产业化合作项目签约，进一步推动安徽和合肥开放协同、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衡量一次“操盘”是否成功，最终要看实实在在的产出。合肥对蔚来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是全方位且超出预期的。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安徽全省汽车产业面貌的彻底重塑。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2021年，安徽省汽车产量为150.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5.2万辆。到202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飙升至357万辆和168.4万辆。

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2025年，安徽一举夺得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全国第一，汽车成为该省首个出口额超千亿元的产业。

一项投资重塑一省产业版图

“世界汽车看中国，中国汽车看安徽。”李斌在公开场合的这句断言，虽有自豪之情，却也并非虚言。它反映了一个新兴产业地理格局的重大变迁。

一位合肥本地的新能源车主在接受采访时感慨：“现在路上安徽牌照的电动车越来越多，感觉整个城市的产业气质都变了。以前说到合肥想到的是家电，现在提到合肥，大家会立刻联想到高科技和智能汽车。”

目前，安徽省已建成百万个充电桩，在城区形成了2公里充电服务圈，并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及乡镇实现了充电设施全覆盖，致力于消除用户里程焦虑，加速迈（参数丨图片）向新能源汽车出行最友好省份。

据悉，下一步，安徽将坚持创新驱动，推动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协同发展；深化人工智能（AI）对全产业链的赋能，加速数智化转型。同时，推动产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与“生态出海”升级，让“皖车智造”服务全球更多用户。

图片来源：安徽日报

合肥安徽的成功，引发外界长久的回响与思考。一个核心问题也随之浮现：“合肥模式”是否可以复制？

剖析“合肥模式”成功的核心要素，其中包括：专业主义的决策机制、长期主义的战略耐心、精准的产业生态思维。

然而，复制“合肥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一是“操盘手”稀缺：具备合肥这样专业研判能力、风险承受魄力和跨周期执行力的地方政府团队，本身凤毛麟角。许多地方的投资，仍受制于信息不对称、专业能力不足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容易沦为“接盘侠”。二是时代窗口收窄：新能源汽车市场已从蓝海变为竞争惨烈的红海，新进入者面临的门槛极高，类似蔚来2020年那样的“雪中送炭”机遇已十分罕见。三是企业禀赋差异：并非所有企业都具备蔚来这样的品牌塑造能力、技术储备和用户思维。投资对象的选择，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点。

车夫咨询合伙人曹广平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地方政府支持新能源汽车，是一把双刃剑。获得的是就业、税收、产业链，但面临财政、贷款和盈利压力。”他进一步指出，成功的核心在于支持企业走对技术路线，形成产业的盈利性循环，并不断通过创新打开外部市场。否则，一旦技术路线判断失误、市场变化或资金断裂，前期所有投入都可能化为沉重的负担。

观致、博郡、拜腾等项目的折戟，以及部分地方为引入项目而背负的沉重债务，都是另一面的真实写照。它们警示后来者：产业投资的烈火烹油之下，是冰冷的风险管理与专业能力的硬核考验。

如何成为下一个“顶级操盘手”

回到最初的问题，谁是下一个“顶级操盘手”？答案或许并非某一个具体城市，而是一套正在被广泛学习和因地制宜应用的“产业治理操作系统”。

目前，深圳依托比亚迪这一全球巨头，已自然演化出规模庞大、技术自洽的新能源汽车生态，其政府角色更侧重于顶层规划与市场环境优化。上海引入特斯拉，则以“开放压倒性优势”的策略，重塑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供应链标准与制造效率，带动了整个长三角产业的升级。西安等地则聚焦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特定环节（如动力电池），进行深耕，力图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一环。

它们路径各异，但内核与“合肥模式”相通：专业研判取代盲目跟风，生态思维超越单点招商，长期主义克制短期冲动。

能否成为“下一个”，不取决于能否复制合肥的故事，而在于能否掌握这种在不确定性中识别关键赛道、并以“合伙人”姿态培育产业的核心能力。

当前，面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赛道的竞赛已然打响。产业的浪潮从未停歇，从智能汽车到低空飞行器，从工业机器人到具备感知交互能力的具身智能体，新的“风口”正在形成。杭州、深圳等地正着力打造包括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在内的未来产业生态，试图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占据先机。

图片来源：小鹏汇天

“合肥模式”留下的启示，或许是这份超越“风投”标签的、关于地方政府如何成为“战略合伙人”的深刻启示。

面对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更具技术颠覆性和生态复杂性的新领域，政府的角色需要进一步演进：从“产业组织者”升级为“未来场景共创者”和“跨界生态协调者”。

合肥的故事，超越了“最牛风投城市”的网红叙事，揭示出一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参与和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范式。

这种范式的核心，是地方政府角色从单纯的“管理者”和“招商者”，向“战略投资者”、“产业组织者”和“创新生态共建者”的深刻转变。它要求政府具备企业家精神，懂得资本语言，尊重市场规律，同时又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进行长远战略布局。

当下，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的浪潮方兴未艾，低空经济蓄势待发，各地政府摩拳擦掌，希望抓住下一个产业跃迁的机遇。

曹广平对此的建议颇具启发性：“政府一是创造好的产业环境，二是支持企业提高真技术水平，三是加速技术试点应用，帮助形成‘产业循环’。”

这或许是“合肥模式”留给后来者最宝贵的遗产：政府的核心职能，在于构建一片肥沃的土壤、一套公正的规则和一个开放的舞台，让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破土而出，让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终实现地方经济与企业成长的“双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