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减了70年，为什么效果有限？

姚洋教授说，减负推不下去，根子是教育部门自己没转过弯来。这话有道理，但不完整。就算教育部门想通了，家长、学校、地方政府、整个社会，可能还是按老办法运转。减负这件事，不只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困局。

一、老路走惯了

高考恢复快 50 年了，出题、阅卷到录取的整套流程早就固定下来。围绕这套流程，形成了教辅出版、教培机构、学区房中介、复读学校等庞大产业链。教培最火时，K12 单赛道规模近 9300 亿，全行业接近万亿，从业者有上千万。

更麻烦的是考核机制。教育部提倡素质教育，可地方教育局还在盯着清北升学率。任期内多几个清北名额，升迁更有希望。要是搞素质教育没出成绩，责任没人担。这种 “上面讲理想，下面算政绩” 的错位，让减负成了文件口号、会议表态，执行时层层打折。

学校应付检查的招儿不少。作业本题目少了，家长群里的卷子就多了；书面作业控制在规定时间，自愿晚自习却在不断增加。

姚洋建议搞飞行检查、随机抽查，罚几次就管用。想法挺好，但全国有近 20 万所中小学，教育部人手有限，根本查不过来。就算查到作业超量，学校一句这是学生自愿多做的就难界定。

二、家长这关也难过

每个家长都想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但好学校名额有限，只能竞争。自己家减负了，别人家孩子在补课，中考录取线就那么多名额，排名靠后就要去职高，这个风险谁敢冒？

这是很多家长那个的普遍心理，我姐姐家的外甥女今年是那个初二，在农村读书。我姐姐工作繁忙之余，经常抽时间回去盯着她有没有玩手机。

现在的家长心态不同，但行为一致。中产家庭怕阶层下滑，底层家庭想向上流动，两边都在拼命投入教育资源。还有学历贬值，以前本科生能干的工作，现在要求硕士。大学生就业难的新闻天天见，家长不是觉得学历没用了，反而更迷信清华北大这种名校，觉得只有顶尖学历才能保险，所以给孩子的压力就更大了。

这种焦虑有道理。双减后，北京、上海有条件的家庭立刻出现了住家教师，月薪好几万，包吃住，专门辅导一两个孩子。农村孩子没这个条件，连之前便宜的网课也上不了了。减负减到最后，底层孩子的机会可能更少了，而有钱的家庭总有办法。

三、国外的经验

有人说，看看芬兰怎么做的？他们没有全国性统一考试，老师高度自主，PISA成绩曾经长期排在前列。但芬兰全国才560万人左右，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市。他们的办法是信任学校老师，中国教育管理更偏向风险规避：家长担心孩子落后，学校担心安全责任，教育部门担心舆情事件，结果常常是层层加码管控。

日本、韩国的经验更值得看。韩国被称为补习班共和国。

政府从1980年代就开始整治，警察突袭查抄补习班，结果越查越贵，富人请一对一私教，2023年高收入家庭补习支出是低收入家庭的3.7倍，穷人根本追不上。

日本搞过宽松教育，主要是减少课时、降低教材难度，想给学生减负，培养自主思考能力。但后来发现学生基础能力明显下降，国际测试排名下滑，社会和政府都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所以从2008 年开始调整，增加学习内容、强化基础。2016 年官方正式说要和 “宽松教育” 彻底告别。2020年起全面实施新版《学习指导要领》，课时和内容比宽松教育前还增加了。这被舆论视为对改革失败的承认。

这些案例说明一个道理：减负如果不动评价标准，只是砍掉校外培训，治标不治本，必然反弹。韩国禁止补习班后，富人转一对一，费用更贵。日本减少校内课时后，学生基础下降，最后又加回来。中国现在想既保留中考高考的分流功能，又减少竞争压力，这两个目标本身就有矛盾。

四、减负喊了二十多年

1955年教育部发第一个减负令到现在，已经70多年。但仔细观察，它的内涵一直在变，也越变越窄。

最初说减负，是要减轻应试教育的负担，提倡素质教育。后来变成"减少作业时间"，再变成"整治校外培训"。目标不断缩小，从培养完整的人变成保证睡眠八小时。每次都说标本兼治，但以分数为核心的中考高考选拔制度的病根只是做了些小调整，核心逻辑没改。只能先拿表面的问题开刀，管管作业多不多、培训班规不规范。

校方喊减负，家长心里想的却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官方提倡全面发展，培训机构就把学科培训包装成素质教育课程继续做。当弯道超车成了家长们的口头禅，就算减负政策在文件里再正确、再合理，也抵不过家长们为了孩子升学的现实盘算。

五、改革成本

首先是教师。作业少了，但课后服务增加了，实际工作时长反而变长。课后服务补贴各地不一样，有的老师干得多，收入可能没相应增加。作业减少后，家长对课堂效率的期望更高了。老师得花更多时间备课、设计互动，但教学能力不是一朝一夕能提上来的。结果老师更累了，家长还不满意，觉得减负就是减质量，最后又给孩子加作业、报班，负担回到孩子身上。

然后是教培从业者。双减政策出台后，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超过95%，数百万人失业或转岗。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普通打工者，有的刚贷款买了房，有的孩子正在上学。

最后是农村孩子。以前他们还能通过相对低价的线上课程、县城的补习班，勉强跟上进度。现在正规渠道被限制，城市家庭转向地下一对一，农村孩子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渠道更窄。如果减负反而拉大了城乡教育差距，这与政策促进公平的初衷是否一致？

六、AI来了

长远来看，当下的减负困境可能根本就是个伪问题。因为 AI 时代已经到来，它能帮着写作文、解数学题，现在让孩子大量刷题的机械训练，本身就在慢慢失去价值。未来很多靠刷题掌握的技能，AI 都能轻松完成，这种低效率的学习方式早晚会被淘汰。

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竞争会消失，只是竞争的赛道变了而已。原来拼的是刷题速度和分数，现在慢慢转向编程、算法、数据分析这些 AI 时代的核心能力，就连原本提倡的素质教育，也可能变成新一轮的比拼。而更根本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 AI 能替代大部分脑力劳动，我们的教育目标到底该是什么？是专心培养那些 AI 替代不了的能力、塑造独一无二的人，还是单纯让年轻人在学校多待几年，暂时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

有学者说现在的教育在毁掉孩子，让他们千人一面。这套模式来自工业化时代，现在时代变了，教育模式还没变，还是教育部门的核心思想没有及时转型。

结语

减负推不下去，表面是教育部门思想僵化，实质是整个系统锁死了。它需要评价制度转、家长观念转、就业市场转、甚至人口结构转，单改教育一项，孤掌难鸣。

但这不是说改革无解。姚洋提的取消中考分流，是动本的尝试。只有让教育从选拔变回培养，让职业教育真有出路，家长才不会焦虑，学校才敢放慢进度，教育部门才能真正转变思路。

这条路很长，但至少方向要对。现在的困局是所有人都知道要改，但具体怎么改各方不一直，几乎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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