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毛主席路过沈阳，问军区司令：黄毛丫头在哪？我要吃她做的饭

1957年11月初，沈阳北站的钢轨还冒着白汽，毛主席披着黑呢大衣踏上站台。夜色苍茫，风吹过没化的残雪，邓华司令正准备安排夜宵，却被一句亲切的呼唤打断——“别忙张罗，黄毛丫头在哪？我想吃她做的饭。”

众人一愣，片刻后才回过味来：主席口中的“黄毛丫头”，正是当年红军里那位嗓音高亢、刀子般利落的女营长陶万荣。于是，军车飞驰出营区，去请这位如今已是沈阳第一一二厂副厂长的老红军。

铁路的节奏像鼓点，车厢里有人小声感慨：能让最高统帅惦记二十二年的“炊事员”，绝非寻常。的确，要说陶万荣的来历，得从1935年的懋功说起。

那年六月，会师庆祝的篝火映红半边天。台上，一个头发被晒成金黄色的姑娘唱起《十送红军》，拳头随节奏挥动，声音穿透了雪山的沉寂。毛主席举杯的手停在半空，目光紧追那抹纤瘦的身影。曲终，全场掌声盖过川西夜风。徐向前介绍：“这是陶万荣，部队里公认的假小子，打仗和唱歌都第一流。”毛主席握着她的手，笑得爽朗：“黄毛丫头，好样的！”

陶万荣1904年生在湖北麻城，家里穷得叮当响，十岁那年被卖作童养媳。她不认命，十三岁撕碎裹脚布，追随王树声参加黄麻起义。起义失败，父兄牺牲，她立誓要为穷苦人讨个说法。后来在鄂豫皖根据地，她当过儿童团长、宣传队长，还扛枪上阵。个子小，胆子大，冲锋时总跑在最前面，久而久之落了个外号：“小钢炮”。

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组建第一支正规妇女独立营，陶万荣出任营长。全营二百多名女兵，枪是旧货，弹药拼拼凑凑，训练场却杀气腾腾。鹰龙山阻击战，她指挥女兵端着木棍、扁担，硬是把一个团的川军围了个底朝天，缴来步枪近百支。秦基伟回忆那场仗，摇头说：“她们冲锋的狠劲，比我们这些大小伙子还猛。”

打仗之余，她管后勤。长征路上缺粮，队伍饿得前胸贴后背。陶万荣把野菜、草根、青稞面混一块，蒸出满手青黏的团子。毛主席尝了两口，当场拍板：“就叫它黄毛丫头团子！”从此，“她做的饭”成了许多老红军记忆里的温暖标记。

抗战全面爆发，陶万荣随西路军西征，血战河西走廊。九死一生回到延安时，右腿带着弹片，脸上却写着倔强。主席到窑洞看她，简单一句“保住这条命，还要干正经事”，让她忍住眼泪拼命康复。康复后，她在陕北公学当女生队长，白天训练，夜里上锅灶。延安缺粮，她把南瓜掺高粱磨成粉，蒸窝窝头；再把山丹丹花晾干当调料，硬是让窑洞里飘出饭香。有人说她会“点石成金”，她却摆手：“能填饱肚子就行！”

到了解放战争，她多次申请上前线。1942年未获批准，她干脆带队深入晋察冀根据地搞后勤，常常抬完担架又钻进灶房。将士们习惯了开玩笑：“炮声一停，就能闻见陶营长的土豆炖菜。”那几年，她把“妇女能顶半边天”从口号变成了事实。

1949年，东北解放，陶万荣调任沈阳兵工厂（后为一一二厂）副厂长。她穿旧布衫、骑二八大杠，在车间里盯火候，看钢水。有人劝她多在办公室坐坐，她摇头：“机器不看人情，走近了才放心。”工人们暗里说，副厂长有两样绝技：管理和炊烟。每逢大修，她必亲自下厨烙贴饼子，锅铲翻飞，香气盖过机油味。

于是，在1957年的那个夜晚，毛主席突如其来的请求，实际并不意外。警卫车抵达厂门时，陶万荣正值夜班。听说主席等着“她的饭”，哪还顾得上脱围裙，拎着布兜就上了车。车灯里，她那头微卷的黄发已被岁月染成花白，可一双眼仍亮。

厨房临时开火。她找来本地大白梨，切丁与猪骨同炖，又把红高粱米淘净，配东北大酱熬成酱汤。雪夜里，热汽涌进临时会客室。毛主席端起木勺，尝第一口就哈哈大笑：“味道没变！黄毛丫头手里的锅铲比我这支笔还厉害。”众人放下筷子鼓掌，气氛热烈得像当年懋功篝火。

饭后，主席与陶万荣促膝长谈。邓华守在侧厅，只听见两位老战友聊到长征、聊到西路军，偶尔传来一句轻叹：“那些走散的兄弟，今天若都在就好了。”言语不多，却足够沉重。夜深，主席返车前特意握着她的手说：“好好干，东北很需要你。”陶万荣含泪点头，没有任何客套。

此后一别，再无相见。1968年，陶万荣积劳成疾，与世长辞。桌边那口老铁锅被工友们刷得锃亮，摆在食堂最显眼的位置。人们说，那是黄毛丫头留下的“战旗”——不在战壕，而在灶火边。

一段缘分，从篝火旁的歌声，到雪夜里的饭香，跨越二十二年，见证的是理想与担当。陶万荣用刀枪也用锅铲，同样在建设与保卫这片土地。对那一代人而言，记忆里的味道，和战斗荣誉一样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