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软禁后，手下的4大侍卫官结局如何？有一人成为香港首富

1936年冬天，西安的夜格外冷，城外的兵营里却一点都不安静。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们围在煤炉边，小声议论着一件事——“少帅要不要把委员长放回去？”有人激动拍桌子，有人沉默抽烟。没人想到，这个看似一念之间的选择，会让一个人被囚禁半个多世纪，也会悄悄改变几位侍卫官的一生走向。

张学良被软禁之后，他身边那些曾经“贴身护主”的侍卫，并没有立刻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有意思的是，他们之中有的成为我党密使，有的在抗战中屡立战功，还有一位，最后竟然成了香港的超级富豪。看似分散的人生轨迹，其实都被同一个名字牵在一起——张学良。

有些人物，在大时代中只是一个注脚；而这几位侍卫官，明明只是“身边人”，却在战火与政局的缝隙里，留下了独立的身影。顺着他们的人生往回看，张学良被软禁之后的那段岁月，也就不再只是简单的个人悲剧，而多了几种耐人寻味的侧影。

一、从鞋匠到第一侍卫：谭海的“护主情结”

若把张学良的一生比作一部长篇传奇，那么谭海出现得不算早，却出场就很醒目。1922年，在张作霖结拜兄弟张作相的举荐下，一个出身鞋匠的青年，被调进了张学良身边，当起了贴身侍卫。这在当时的东北军里，算不得多光鲜的出身，但在讲究“能打、讲义气”的军营环境里，出身并不是最关键的事。

谭海到底有多能打？这一点，从东北军内部的传闻就能看出端倪：贴身侍卫里，论真刀真枪的身手，他被公认是第一人。夜间警戒、近身护卫、突发应变，这些对于别人可能很紧张的工作，他做起来却干脆利落。长时间的近身保护，让他对少帅的习惯、性情甚至脾气，都摸得一清二楚。

时间往前推一点。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制造爆炸，张作霖遇难。这一事件，直接推动张学良走上东北军统帅的位置。可权力坐稳并不容易，表面上是“易帜”、“统一”，内部却暗流涌动。杨宇霆、常荫槐等军中大佬，掌握重兵，势力极盛，已严重制约了少帅的权威。

到了1929年1月，矛盾再也压不住。1月10日，张学良对杨宇霆、常荫槐下了决心，采取突然行动，这两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被当场击毙。执行这一行动的，正是谭海。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兵行果决的任务，更是用生命在站队——站在张学良这一边，意味着把后路堵死。

从此以后，谭海在张学良身边的身份，已经不只是一个普通侍卫，而是随时可以为主公开刀的亲信。东北军内部不少人都明白，少帅要杀这两位重臣，并不容易，谁去执行，谁就将把自己的人生，和少帅绑在一起。

西安事变后，局势骤变。1936年12月“兵谏”虽以和平收场，却把张学良的人生带向了一个封闭的方向。周恩来等人曾再三劝阻，不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免得授人以柄。但张学良终究还是做了那个决定。临行前，谭海打算跟随护送，却被婉拒，有说法是张学良只轻轻叹了一句：“你留在这边，更有用。”

这短短一句，带着一点预感，也带着一点无奈。蒋介石很快下令，对张学良实行长期软禁。对于谭海来说，从这一刻起，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贴身护卫。他不但没有接受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拉拢，反而多年坚持关心打听少帅的境况，始终没有与这位旧主划清界限。

在之后的十多年里，他生活并不显赫，却一再拒绝借机飞黄腾达的机会。这种“护主情结”，已经超出简单的主仆关系，更像是一种认定了就不后退的选择。1954年，谭海去世。他的名字，也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但在谈起张学良身边的侍卫时，知情人往往会先提到他。

二、密使、高参与忠烈：侍卫官中的“暗线角色”

相比谭海这样的“明处护卫”，还有一些侍卫官，更像是埋在历史里的暗线。姜化南便是其中之一。按照时间算，他跟随张学良的时间，仅次于谭海，也是极早一批进入少帅身边的骨干之一。

1925年，奉军对郭松龄“反奉”进行军事平定时，姜化南表现出了过硬的带兵本领和可靠态度。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指挥能力可以慢慢磨，忠诚却是立刻就能看出来的东西。也就在这一年，他参与举荐了一位年轻军官进入少帅身边，这个人，就是后来在东北军声名很高的刘多荃。

仅仅一年之后，风云突变。1926年9月，张学良前往张家口，平定麾下某骑兵部队叛变。局势紧急，谁都不敢完全放松。就在一次突发状况中，枪声突然响起。姜化南本能地往前一扑，用身体挡在张学良身前，中弹身亡。可以说，这位侍卫官是用生命，完成了职责里最后也是最极致的一部分。

他是这几位侍卫官中最早离世的一个。直到晚年，当张学良在回忆那些风雨岁月时，还常常提起姜化南，带着明显的愧疚和自责。对于一位被长期软禁、远离旧部的少帅而言，这样的记忆，大概很难真正放下。

如果说姜化南的忠诚，是直接写在枪口之下，那么高福源的人生，则更带一些曲折意味。起初，他也是张学良身边颇受器重的侍卫官，后来担任卫队营长，属于贴身护卫中的中坚力量。东北军在频繁调动、作战中，他始终跟随在少帅身边，兼具警卫和参谋角色。

1935年10月，榆林桥战斗爆发。那一役，东北军与红军在陕北交锋，结果东北军遭到重创，高福源被俘。按照旧军队里的习惯，被俘往往意味着前途尽毁，甚至可能面临处决。但有意思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对这位营长级军官，并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而是采取了优待政策。

在交流、接触的过程中，高福源接触到了系统的抗日主张。他原本也排斥日本侵略，只是从东北军体系出发看问题。思想一旦打开，他逐渐意识到，共同抗日这条路，比内战厮杀更有意义。不久之后，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转而成为我党的一名党员。

西安事变前后，他的身份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既是熟悉东北军情况的旧部，又是我党党员，便自然成为联络两方的重要密使。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红军、十七路军之间的沟通，离不开这样的中间人。高福源正是在这个节点，发挥了关键作用。

遗憾的是，东北军内部后来并不平静。随着局势变化，一些部队内部矛盾激化，在后续的内乱中，高福源不幸遇害。这样一位从侍卫到密使、从旧军官到共产党人的角色，就在乱局中草草谢幕。不得不说，这是那个时代常见又让人叹息的结局。

同样出自侍卫行列的，还有一位后来声名显赫的人物——刘多荃。1925年，经姜化南推荐，他进入张学良身边，担任侍卫。起初不过是近身服务的角色，但在多次战事中，他表现出较强的作战与组织能力，很快被提拔，在东北军中一路升迁。

在中原大战等系列战事中，蒋介石曾多次试图拉拢这位能打、懂事的将领，希望把他直接纳入中央体系。刘多荃却屡次推辞，始终保持在东北军内部效力。这种态度，既出于他对少帅的个人感情，也和他对当时局势的判断有关。

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刘多荃更是站到前台，成为军事行动的直接负责人之一。部队调动、机场控制、交通要道封锁等关键动作，都有他的身影。可以说，在具体执行层面，它是西安事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抗战爆发后，他仍然带兵作战，多次与日军交锋，立下战功。在战火间隙，他却一再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希望释放张学良。这些请求，自然没有得到正面回应，但他的态度，却足以说明对旧主的那份坚持。

1949年8月，国共内战进入尾声，他公开发表电文，反对蒋介石。新中国成立后，刘多荃被吸收入政协系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直到1985年病逝时，他曾对身边人说过一句颇为感慨的话：“这一生，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西安事变之后，再也没能见到少帅一面。”这句话，把几十年的复杂心境，压缩成了一句朴素的惋惜。

三、从军装到西装：何世礼与香港商界的另一种战场

在这几位侍卫官当中，何世礼的出身与经历，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位。他原名何世礼，父亲何东，是香港著名富商，具有犹太血统；母亲则是中国人。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当时堪称显赫。但有趣的是，这位“富二代”没有躲在洋楼里享清福，而是选择走上军旅道路，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祖国。

1930年前后，何世礼成为张学良的侍卫官，进入东北军系统。相比很多从基层打拼出来的军官，他在语言、知识结构、国际视野方面，都有一定优势。张学良也十分重视他，让他参与炮兵训练，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在那个重视火力、讲究现代化的年代，炮兵建设并非小事，这也说明少帅对他的信任程度。

1934年，在张学良安排之下，何世礼前往美国进修，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和相关知识训练。这一段留学经历，让他对国际局势、现代战争形态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正当他在海外钻研军事时，国内的局势，却在悄悄发生变化。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他并不在国内，没能直接参与那场震动全国的“兵谏”。消息传到海外后，他很快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后果。张学良被软禁，对他而言不仅是军事上的变局，更是个人感情上的打击。为了营救少帅，他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消息，甚至动用了父亲在国际社会和金融界的关系，为张学良说情。

据一些记载，他曾试图通过外交与金融圈人士，向蒋介石方面施压，希望能改变软禁的处置方式。只可惜，蒋介石对这件事态度极为坚决，外界各种劝说，都没有真正撼动他的决定。这种“用关系营救旧主”的努力，并未收到实质效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何世礼回到战场。他参与多次作战，立场鲜明，态度坚决。有战役中，他身负重伤，依然坚守在抗日前线。这位曾经的少帅侍卫，在枪林弹雨中，走完了自己军旅生涯的高光阶段。

1949年，他转赴台湾。此后十余年，他在国民党军界的地位不断上升，最终晋升为上将。到了1962年，他正式离开军职，从此逐渐把精力转向商业领域。按照时间来算，他从军装转到西装，用了三十多年。

接下来几十年，他接手并扩大了父亲留下的庞大商业资产。在香港这一国际化都市的剧烈变动中，它并没有被浪潮吞没，反而一步步扩大产业规模，涉足金融、地产等多个领域。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商业人士估计，他的个人资产规模高达百亿港元量级，一度被视为香港首富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方面逐渐放松对张学良的控制，少帅终于获准赴美定居，相对自由。得知这一消息后，何世礼已是年逾花甲，却仍不顾年迈，多次前往美国探望昔日主上。有人回忆说，两位老人见面时，谈起往事，沉默多于言语。毕竟，一个被禁锢了半个多世纪，一个在商战中打天下，人生道路完全分岔，却都出自三十年代那场风云的同一幕。

从侍卫官到上将，再到香港商界巨头，这条道路，看起来跨越很大。但只要想想那个年代对“报效祖国”的理解，就会发现其中并不全是利益算计。何世礼身上，既有旧时望族子弟的责任感，也有投身军界时的那股冲劲。不得不说，他的结局，是张学良侍卫圈中最特别的一个。

四、更多身影：吕正操、刘多荃与“少帅旧部”的时代印记

其实，围绕在张学良身边的，并不只有这四位侍卫官。东北军内部，贴身卫队与参谋系统中，还有不少后来在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吕正操就是很典型的一位。

1925年，吕正操加入张学良的卫队，很快因作风稳重、作战勇敢，被任命为贴身副官。他与一般的侍卫略有不同，不仅负责警卫工作，也参与部队训练、战术执行等具体事宜。少帅对他颇为信任，经常让他承担更复杂的任务。

几年之后，他被调往东北军野战部队任职，从近身警卫岗位，真正走向独立带兵的战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局势紧张，吕正操多次率部与日军作战。他指挥的部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活动中，都留下了实打实的战绩。对他来说，身份早就不仅是“少帅旧部”，而是明确的抗日将领。

西安事变发生时，吕正操也是张学良身边的亲信之一，参与了相关部署与行动。他对这一事件的态度相当明确：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种立场，也为他后来的道路埋下伏笔。抗战时期，他在不同战线上持续活动，逐渐与我党力量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进入新的历史舞台，成为共和国的开国上将之一。职务变了，身份变了，周围的人也换了一批，但他与张学良之间那段历史，却从未被完全切断。上世纪九十年代，得知台湾方面最终允许张学良离台赴美国生活，新中国专门委派吕正操前往美国探望，表达一份迟到多年的问候，也表达国家对当年西安事变那段历史意义的肯定。

再看刘多荃，他在张学良侍卫圈中的位置，同样非常特殊。1925年进入少帅身边后，他凭借娴熟的军事素质，很快在东北军中脱颖而出。中原大战、长城抗战等关键节点，他都有不俗表现。面对蒋介石的多次拉拢，他始终未离开东北军阵营。

西安事变中，他担任军事行动的直接负责人。具体到部队部署、机场与要道控制、对南京方面代表的军事压力等环节，刘多荃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在将政治主张落实到具体行动的过程中，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抗战爆发后，他率部参加多次作战，与日军在战场上反复对抗，其军旅生涯也从“少帅侍卫”转向“抗日将领”。即便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仍不忘为张学良奔走，多次向国民党政府递交要求释放少帅的意见。这种坚持，长期来看并未改变蒋介石的决定，却足以体现他对当年主上的情分。

1949年8月，中国局势发生决定性变化，刘多荃公开发出反对蒋介石的通电。这一步，对任何旧军人来说都是极重的一步棋。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转入新的政治轨道。1985年，他因病去世。在生命的后期，他回望这一生，从侍卫官到将领、从旧军阀体系到新政权，一路走来，嘴边挂着的却仍是那句“未能再见少帅”。这种复杂而朴实的情绪，也折射出那个时代旧部们共同的心理。

从谭海、高福源，到姜化南、吕正操、刘多荃，再到何世礼，这几位名字，看似散落在不同的历史段落里，有的早逝，有的转入新中国体制，有的远走商界，有的在战火中牺牲。但细细梳理，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大多数人，在关键节点上都做出了一个相似的选择——抗日优先，个人荣辱放后。

周恩来曾评价张学良是“好朋友”，也是“千古功臣”。这句话更多是对西安事变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张学良身边这些旧部、侍卫官的人生轨迹，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在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这一批人，不论后来走向哪里，大体都站到了反抗侵略的一边。

张学良被软禁后，他本人离开了公众视野，远在深宅与山居之间度过漫长岁月。相反，他过去的那些侍卫官，倒是在战场上、在政坛上、在商界中继续活跃，像是一圈圈向外扩散的水波，把那场“兵谏”和那位“少帅”的影子，带到了更远的地方。那一代人的兴衰浮沉，就这样，静静地刻在了各自不一样的结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