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者 · 韦兴正】相逢在阿朝

曾经多次从阿拉腾朝格（简称“阿朝”)苏木经过，但每次都行色匆匆，只是向路边的商店和饭馆之类低矮的建筑物轻轻一瞥，便把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苏木撇在了后面。这次经过，我却不得不在这里做短暂停留，因为我的车必须在这里加油了。

加完油，我走进了一家小超市。老板是一位蒙古族大爷，七十岁左右的模样。“赛拜呶！”我用别扭的蒙古语向他问好，“赛拜呶！”他也用蒙古语回问我。

语言是情感的粘合剂，在蒙古族地区，与蒙古族同胞接触，只要能说蒙古语，情感突然就融合到一起，即使能用蒙古语说几句简单的问候语，情感也会拉近许多。他搬过一把椅子放在火炉跟前，热情洋溢地对我说:“天气太冷，坐下来烤烤火。”接着便给我沏了一碗浓浓的砖茶。我用蒙古族礼仪接住了他给我沏的滚烫的砖茶。也许是天气太冷的原因，小超市里除了我再无任何顾客，他便坐到我旁边和我热情地聊了起来。

热情好客是蒙古族的特点，虽然他和我素昧平生，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但他的热情足以让我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说话间，从另一房间蹦蹦跳跳地跑出来一位小姑娘。他告诉我，这是他的小孙女。小姑娘长得很可爱，落落大方，在陌生人面前一点儿都不拘谨，她不用我发问，便自豪地告诉我:“我六岁了，在阿右旗上一年级。”小姑娘一脸灿烂，笑靥如花，叽叽喳喳地说着她想说的话。

这时，门外进来一位虽无十分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的妇女，蒙古族大爷给我介绍说:“这是我的老伴。”她比他年轻的实在太多，脸部圆润，五官柔和，看上去大约五十多岁的样子。我仔细一看，似乎有些面熟，她也盯着我看，好像在回忆的尘网中努力寻找着过往的蛛丝马迹。

“你姓孙吧？”我试探着问她。

“是的，你是？”

我给她报上姓名。

“哎呀，怎么在这里会遇到你，真是想不到。”

她既惊讶又惊喜:“我今天早晨起床后，刚走到外面就听到沙和尚鸟在叫，估摸着今天要来客人，想不到竟然是你！稀客，真是稀客呀！”她一边眉飞色舞地说，一边给我的茶碗里加满了茶。

她在我对面坐下来，问我的情况，也问家乡的情况。看得出，虽然远嫁异地他乡，但她对家乡总是充满了殷殷情怀，她对家乡的人和事还是十分牵挂的。

看到她和我如此熟悉，蒙古族大爷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只是茫然地听着她和我的交谈，手足无措地不知说什么才好。“呀，忘了给你介绍，我们是几十年前的老同学。”她发现了她老伴茫然无措的神态，便向他补充介绍了我，“好吧，你和我老头子聊一会儿，我给你做点吃的去。”我还没有来得及表态，她便走出了小超市。看着她的背影，五十年前小学时代的点点滴滴便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和她在同一所学校的同一间教室里读过书，但既不同班也不同级。

那时我在红沙岗上小学三年级，她上小学五年级。我们的学校一至五年级的二十多个学生都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唯一的老师每个年级的每门课都教，是名副其实的全科老师。学生则从七八岁到十六七岁的都有，有的年级只有一个学生。到了冬闲时间，红沙岗的村民便在晚上利用学校唯一的一间教室排练节目，高年级的个别学生也参与其中，她就是其中之一。印象最深的节目就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这在当时偏僻的小山村就是规模最大的舞台节目，她是李铁梅的扮演者，那时的她大约十六七岁的年纪，飘飘长发凝结成两条粗大的麻花辫，这正好就是李铁梅的形象。她的嗓音很好，不论唱什么歌都唱得非常动听。在《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一幕中，她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得远近闻名，据说当时县文教局都知道了她的歌唱得好，差点被文教局选送到县文工团，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没有了着落。五年级毕业后她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从此便一别音容两渺茫。后来听说她和一位蒙古族小伙恋爱，远嫁到莎石台公社。想不到，五十年后，竟然在我经常路过的这熟悉而又陌生的阿朝苏木和她相逢，昔日的娉婷少女已经被岁月打磨成了半老徐娘，她现在已经六十五岁了，尽管她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许多，但风霜岁月的沧桑痕迹在她脸上也不可抗拒地浮现着。岁月确实是一把凶狠的杀猪刀，无论谁都禁不起岁月的无情绞杀！

她很干练，也很活泼。属于那种进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知性女人。我坚决不让她给我准备饭菜，但她的态度比我更坚决。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老同学相见，不吃顿饭无论如何说不过去！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只有手抓羊肉，我想你肯定是喜欢吃的。”

过了一会儿，她端来了一大盘手抓羊肉，她的老伴打开了一瓶酒，情意满满地要我留下来痛饮。但我不能留宿，开车不能喝酒，只能坚辞他的盛情。他从盘子里把一块硕大的羊肩胛骨特意地夹到我的碗里，我懂得蒙古族的招待礼仪，我也按蒙古族礼仪把肩胛骨上的肉给他们每个人分了一块，包括她的小孙女。

我们一边吃着手抓羊肉，一边聊着生活的过去和现在。

“老同学，你还记得我们上学时你排演《红灯记》的事吗？”

“怎么能不记得？那时候还是娃娃家，整天无忧无虑，老师说让演戏就高兴得不得了。唉，现在就不一样了，老了，烦恼事也越来越多了，年轻时候尽管吃不好穿不好，但是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现在吃的穿的都好了，烦恼反而多得受不了。人是越老越难活呀！”我非常认同她的这个观点，人在贫穷的时候，压力也小，而人在富足时，压力却反而增大了。

“现在老了都不得轻闲，我就在阿右旗照看两个孙子上学，大的孙子上六年级，这是小孙女，才刚上一年级。我刚结婚的那些年在莎石台，生活还比较困难，后来到雅布赖开饭馆，再后来又到阿朝，到阿朝后便开了这样一个小超市，用来维持我们老两口的生活。现在国家政策好，我们每年都享受退牧待遇，不愁吃，不愁穿，最愁的就是儿女的问题。”

她看了一眼她的小孙女说:“她的爸妈在旗上工作，特别忙，现在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多，经常加班。我也不得不到旗上帮他们照看两个孙子上学。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操心的命，管了儿子管孙子，最后变成龟孙子。不论是农村还是牧区，很多家庭中的老两口都分散开了。老婆子到外地去带孙子了，家中只剩下老汉一个人，既要种地放牲口，还得自己做饭吃。老婆子住在外地儿子家中，像奴仆一样既要带孙子又要做家务，还没有任何自由。就像网上说的:‘说你是主人，你做不了主；说你是客人，你不受尊重；说你是保姆，你不拿工资。’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忙也是事实，但我感觉他们自身也存在很大的依赖性，没有老人帮忙简直无法生存。老年人反而越老本事越大了，越老克服困难的能力越强了。凡是离开自己的家到外地带孙子的人，哪个不是一肚子的辛酸泪？”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脸上充满着激愤和无奈，可以明显地看出，她内心存在着一种深深的隐忧，特别希望向人倾诉，以消解心中之块垒。

她的老伴接过话题说:“年轻人的毛病都是老年人惯的，你不要管他们，他们什么事情都能过得去。你却偏偏要去管他们，关键是你自己放不下。我们这代人的父母哪里像现在的父母这样管过我们，我们不是照样也过得好好的嘛？”

“是的，我们这代人确实如此，大都不存在依赖父母的思想，不论什么困难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我也深有体会地说道。

她的老伴乜斜了她一眼，对我说:“她实际上最发愁的还是姑娘三十多岁了还找不上对象这件事。我那姑娘不听话，到找对象的年龄却不找对象，现在三十多岁了还是单身一个。”

“是呀，不怕你笑话，我的那个姑娘实在让人发愁，三十多岁了还不找对象，把我这个当娘的就愁肠的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我耐心地听着他们俩口的诉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现代版的家史痛说！真是“人生不过二两酒，一两辛酸一两愁”啊！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也必须继续赶路了，我只能转换话题。于是便端起茶碗，非常感激地对他们说:“今天不能喝酒，只好向你们二位敬茶了！”

同学久别相逢，他们夫妇俩极力劝我留下来喝一场相逢酒，我又何尝不想留下来和他们畅叙痛饮？但我明天还要送孙子上学，实在不能耽搁。他听说我要回去送孙子上学，冲着我哈哈大笑，揶揄道:“又是一个自觉自愿的奴才命。”只好无奈地把已经打开的酒瓶又拧上了盖子。

征途迢遥，我还得赶路。

“罢耶了太！”我特意用蒙古语和他们道别，“罢耶了太！”“罢耶了太！”他们微笑着也用蒙古语和我握手告别。

我上了车，继续走我不得不走的路，那里没有诗，只有远方。我一边开车一边回味着她说的那些话，实在是“心有戚戚焉”！

远处的祁连山，白雪皑皑；近处的戈壁滩，寒风萧萧。午后的天气更加寒冷，天空中飘起了星星点点的雪花，一片，两片，三片，风挡玻璃上也凝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我紧盯着茫茫戈壁上的一线公路，我的车在匀速前行着，而我的思绪却如远处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在高高低低地起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