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故意放走陈赓还送大洋，下属不解，钱：我敢动他一根毫毛吗

1933年初夏的一个黄昏，南京下关码头水汽氤氲，钱大钧刚从军事会议离席，手里攥着最新的《中央日报》。头版醒目的消息——“陈赓越狱”——让他微微皱眉。这不是第一次看到陈赓的名字，却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会与这位昔日学员再次正面相遇。

距今两个月前，陈赓在上海霞飞路被捕，关押地点本属绝密。可越狱风声刚起，各方营救电报就雪片般飞向南京，甚至连宋庆龄也公开发声。围绕“放不放”的争论，在国民政府高层吵得鸡飞狗跳。蒋介石只说了一句：“看着办，人不能死。”这句话既是命令，也是陷阱。

钱大钧对这种暧昧指示再熟悉不过。自从黄埔建校那年起，他就知道蒋介石有两笔无法抹去的旧账：一是1925年潮州战役命悬一线被陈赓救回；二是“绝不杀黄埔生”公开承诺。陈赓同时踩在这两条线上，任何举动都足以让蒋介石自食其言。

5月末，沿沪宁线向西的列车启动时，钱大钧正搭乘编组最末的八木豪华车厢，从车窗斜睨到站台上一个低帽檐的“布商”。他不是神探，却认得那双眼睛。黄埔一期点验队考核，陈赓横刀跃马的神情至今难忘。钱大钧心里立即有了主意：这趟车终点是徐州，往南转赣州，正与中央苏区相接。陈赓八成要回根据地。

他没有立刻让宪兵动手，而是先遣副官去试探。副官回来报告：“此人自称王老板，死不松口。”钱大钧轻笑：“明知是他，还抓什么？把人请来喝茶。”说完亲自端着两杯滇红走过去，像当年在黄埔阅兵场那样拍拍陈赓肩膀。

车厢里人声嘈杂，钱大钧却只问了三个字：“去哪儿？”陈赓不急不慌：“贩点山货。”两人对视片刻，心照不宣。随后谈起校史、谈起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旧闻，气氛看似融洽，其实暗流四伏。

副官多次凑上前：“军座，这可是重犯！”钱大钧摆手，只丢下一句：“再等等。”等待什么？其实是等车桥站的时刻表。那里换乘方便，陈赓如果真要走，放在那儿最安全；如果想押回南京，同样不过几个小时的事。

午餐时间到了。钱大钧把陈赓请进餐车，命厨子做了四菜一汤，喝的竟是绍兴花雕。席间他突然递过去一只厚封套：“三百大洋，路上带着。”陈赓愣住。钱大钧低声一句：“拿着，别客气。”短短十几个字，算尽人情世故，也守住了蒋介石那句“看着办”。

列车穿过宿州古城，汽笛长鸣。陈赓趁停车，顺着人群下到站台，却在尾部车门重新上车。副官追到中铺，气急败坏；钱大钧却只笑：“猫逗老鼠，不过是走个过场。”副官更迷糊了：“真就这么放了？”钱大钧轻声：“我敢动他一根毫毛吗？”

这句反问并非胆怯，而是深谙政治险滩的自保。蒋介石的矛盾心情已昭然若揭——既需要杀鸡儆猴，又不能让黄埔系失望。因此，“放”与“不放”都是死局，唯有“假装抓，实际放”，才能不上台前，也不惹火烧身。

值得一提的是，钱大钧的算盘还打得更远。其时他任第十三军军长，看似位高，实则正处淞沪抗战爆发前的布局关键期。若真扣下陈赓，一旦激怒校长，日后调兵遣将的命令少不了穿小鞋；若弄巧成拙，让共产党宣扬“蒋介石违背承诺杀黄埔生”，恐失士心。而一封洋钱，既显念旧情，又留人情债，何乐不为？

事实也证明，他的判断没错。陈赓抵达瑞金后，很快出任红五军团参谋长，随后奔赴湘鄂西前线。蒋介石虽恼火，却只能摇头。等到1937年全面抗战，陈赓归队组建新编第四军，中央社再提“东征救主旧事”，蒋介石只得默认“往事如烟”。钱大钧也继续提拔，直至抗战胜利前夕官至参谋总长，身段依旧潇洒。

遗憾的是，历史不会给任何人永远的庇护。1949年冬，钱大钧随国民党溃退台湾，晚年隐居士林，在回忆录中写到那趟列车：“陈赓眼神清亮，似洞见一切，但他什么都没说。”寥寥十字，既为旧情，也像自嘲。

若有人问，当年放人值不值？答案或许不用言说。蒋介石没有撕毁诺言，陈赓得以南下突围，钱大钧则稳住了自己的仕途。多方角力里，最醒目的不过一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至于三百大洋，只是这个复杂算式里的最小公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