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贵州一老人被捕，他说：我是杀害钱壮飞的凶手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解放军的审讯室里气氛凝重，对面坐着个土匪，名叫宋昭荣。

审讯员把一张手绘的人像拍在桌子上，冷冷地让他辨认。

宋昭荣眯着眼瞅了半天，吞吞吐吐地开了口，说这画像里的人，瞧着眼熟，像极了当年他们在“没良坑”那边做掉的一个红军，那人当时化名叫“夏树云”。

就因为宋昭荣这几句供词，一桩悬了快二十年的无头公案，总算是露出了冰山一角。

那个被他们推下四十米深渊的“夏树云”，极有可能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最传奇的特工——钱壮飞。

要是真这么回事，那这结局也太让人心里堵得慌了。

想当年，他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跟国民党特务头子称兄道弟，在敌人的核心机要部门里来去自如，那是何等的风光和手段。

谁能想到，这么一位顶级特工，没折在敌人的刑讯室里，也没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最后竟然在一群谋财害命的山野毛贼手里，丢了性命。

但这或许就是干情报这一行的宿命，无声无息，不知所终。

要想明白这结局有多让人意难平，咱们得把时针拨回去，瞅瞅钱壮飞这辈子到底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以前提起“龙潭三杰”，大伙儿多半只知道李克农，钱壮飞的名字听得少。

可要是在1931年那个惊魂动魄的周末，他要是那一念之差选错了，周恩来后来那句感慨也就无从谈起了。

周恩来曾经心有余悸地说道：“当时我要是晚走5分钟，就被堵在屋里了。

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早就没命了！”

这话听着像是夸张，可你要是把当年的细节摊开来看，这“5分钟”的说法，那是实打实的，半点水分都没有。

把日历翻到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栽了。

这消息对党组织来说，那简直就是天塌了。

顾顺章可不是一般的交通员，他肚子里装着当时上海中共中央所有的家底：谁住哪条弄堂、接头暗号是啥、各位领导用什么假身份，他门儿清。

顾顺章叛变得特别痛快，还放出狂言，说“三天内要把中共中央连根拔起”。

但这人鬼得很，他知道国民党中统的大特务徐恩曾身边埋着颗雷——机要秘书钱壮飞，那是共产党的人。

为了不让钱壮飞坏了他的好事，顾顺章特意给武汉的特务支招：给南京徐恩曾发电报的时候，千万把嘴闭严实了，别让那个秘书经手，一定要注明让徐恩曾“亲译”。

顾顺章这算盘打得精：绕开钱壮飞，直接让徐恩曾动手抓人。

可惜啊，他千算万算，漏算了一点：徐恩曾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这会儿徐恩曾在哪儿呢？

正在上海的百乐门里醉生梦死呢。

那天正好赶上周末，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大本营里，徐恩曾早就溜去上海潇洒了，留守看家的，偏偏就是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这就撞上了一个要在教科书里讲一辈子的“博弈时刻”。

当武汉那边的第一封加急电报传过来时，钱壮飞面临着心理上的极限拉扯。

电报皮上赫然写着“徐恩曾亲译”。

按规矩，机要秘书要是敢动这种级别的密电，那就是犯了大忌。

撕开，还是不撕？

擅自拆阅长官的绝密信件，在这个特务窝子里，不死也得脱层皮，身份肯定保不住。

可要是不拆，万一里面是针对组织的必杀令呢？

钱壮飞心里的账算得明白：自己暴露的风险是“1”，可组织全军覆没的风险是“100”。

他没再犹豫，从贴身处摸出密码本，着手翻译。

这一看不要紧，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流。

电报内容正是顾顺章叛变的噩耗，而且电报机还没停，一封接一封地往外吐纸条。

第一封报喜说抓了顾顺章，第二封说能把上海地下党一锅端，第三封催着徐恩曾赶紧动手…

足足六封绝密电报，像催命符一样。

每一封都在把绞索往党组织的脖子上勒紧一分。

这时候，摆在钱壮飞面前的是第二个生死抉择：是撂挑子赶紧跑，还是再硬撑一会儿？

换做旁人，瞅见这种要把自己老底揭穿的消息，腿早就软了，第一反应肯定是保命要紧。

毕竟顾顺章已经把他卖了，说不定下一秒，宪兵队的皮靴声就会在走廊里响起来。

但钱壮飞没跑。

他出奇地冷静，选了一条反常理的路：死钉在办公室里，继续处理情报，甚至还把那些拆开的电报重新封好，原样放回徐恩曾的案头。

为啥？

因为这会儿，他是全天下唯一掌握这个“时间差”的人。

他得利用这点宝贵的时间，把消息送出去。

要是他前脚刚跑，徐恩曾后脚回来发现人去楼空，立马就会警觉，接着就会按照顾顺章的计划抓人，那上海的同志们就真的插翅难飞了。

这出戏，他必须得演全套。

为了稳住局面，他自己没动，而是把女婿找来，让他连夜跳上火车去上海找李克农。

这条情报传递链条环环相扣：钱壮飞截住消息 -> 告诉女婿 -> 女婿跑去上海找李克农 -> 李克农通知陈赓 -> 陈赓汇报给周恩来。

每一个环节都在跟阎王爷赛跑，慢半拍就是人头落地。

到了那个周一的大清早，徐恩曾哼着小曲回到办公室，看见桌上那堆显得“原封不动”的电报时，心里还挺美。

等他把内容译出来，吓得脸都白了，火急火燎地带着大批特务冲向上海各个据点时，迎接他的只有空荡荡的屋子，还有火盆里没烧完的纸灰。

周恩来带着几百号核心骨干，就在特务砸门前的几分钟，撤得干干净净。

要不是钱壮飞那一夜的“沉得住气”和“敢下注”，中国近代史的剧本，恐怕真得重写。

很多人纳闷，这钱壮飞到底有多大能耐，能把徐恩曾这个特务头子哄得团团转，甚至连命门都敢亮给他看？

这得从钱壮飞的“底子”说起。

在咱印象里，地下党好像都得是苦出身。

可钱壮飞不一样。

他家里经商，底子厚，学的是当时最烧钱的行当——医学。

人家是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正儿八经的大夫。

当年他在北京挂牌行医的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没劲，想找个乐子。

这人脑瓜子灵，随手挑了个爱好——无线电。

这一玩，就玩出了名堂。

谁敢信，一个拿柳叶刀的大夫，最后把无线电玩成了行家？

后来他入了党，北京那边的组织遭了难，他流亡到了上海。

恰好赶上徐恩曾在那儿招兵买马扩充势力。

徐恩曾招人有个调调，他是留美回来的海归，既讲究老乡情分，又看重真本事。

就这么着，钱壮飞顺顺当当地混进了敌人心脏。

他又把李克农和胡底拉了进来，三人搭了个台子，这就有了后来威震敌胆的“龙潭三杰”。

钱壮飞在徐恩曾身边混到了什么份上？

这么说吧，徐恩曾连自己的私生活都交给他打理。

徐恩曾这人好色，胆子又小，在外面养了不少小的。

这些见不得光的钱财往来、肉麻信件，全靠钱壮飞帮他擦屁股。

一来二去，徐恩曾觉得这个秘书简直是老天爷赏的，既能干又贴心，关键是对自己还“死心塌地”。

正是利用这份不设防的信任，钱壮飞干成了特工生涯里的另一件神迹：偷拍密码本。

那年头，国民党高层对密码本看得比命都重。

徐恩曾那是随身带着，睡觉都不离身，核心情报从来都是自己亲手译。

想搞到这玩意儿，跟登天差不多。

但钱壮飞敏锐地抓住了个漏洞：徐恩曾是个舞迷。

下舞池跳舞，总不能揣着个鼓鼓囊囊的本子蹦跶吧？

徐恩曾有个习惯，进更衣室换行头的时候，会顺手把密码本塞在衣服口袋里。

钱壮飞等的，就是这一刻。

有一次，趁着徐恩曾搂着舞女转圈的那几分钟空档，钱壮飞溜进更衣室，麻利地掏出密码本，用微型相机把每一页都拍了下来，然后原样放回去。

等徐恩曾一身大汗回来，摸摸口袋，东西还在，心里踏实得很，压根没起疑心。

他做梦也想不到，这本代表着国民党最高机密的本子，早就有了个“双胞胎”，摆在了中央红军的案头。

后来的反围剿战场上，红军之所以能像开了天眼一样，屡次从敌人的包围圈里钻出来，这本密码本那是立了头功。

可叹的是，这么一个把国民党特务机关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高手，结局却让人唏嘘不已。

1931年顾顺章那事儿出了后，钱壮飞身份亮了底牌，撤到了苏区。

后来，他当了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跟着队伍走了长征。

到了1935年3月，红军大部队路过贵州金沙县。

为了大伙儿的安全，钱壮飞决定亲自去乌江边上摸摸路。

这一去，人就再也没回来。

部队左等右等，派人去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直到新中国都成立了，党组织也没放弃寻找。

那个救了整个中央的大功臣，怎么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人间蒸发了？

调查人员一趟趟往贵州金沙县的大山里跑，最后在解放后抓捕土匪宋昭荣的时候，才把真相拼凑出来。

那个宋昭荣嘴里的“夏树云”，八成就是钱壮飞。

根据宋昭荣的交代，我们大概能还原钱壮飞生命最后时刻的遭遇：

那会儿，钱壮飞在侦查路上因为生病落了单。

倒霉的是，他被当地一伙叫“清乡团”的土匪盯上了。

这帮人是罗绍安带头的，看钱壮飞孤身一人，又背着行囊，以为碰上了肥羊，二话不说上去就抢。

按常理说，这种时候要是钱壮飞把包袱扔了，保命要紧，没准还能活下来。

但钱壮飞做了一个符合他性格、却要了他命的决定。

于是，他找到了当地的里长陈玉顺求援。

他说：“有个大麻子抢了我的包，里面有要紧东西，别的我可以不要，但那枚印章和几本书你们必须还给我！”

他想用这种谈判的路子，把情报资产拿回来。

但他低估了这帮人的心有多黑。

里长陈玉顺压根没想帮他主持公道，转头就把这事捅给了清乡委员宋子桢。

宋子桢一听，这人还敢要把东西要回去？

万一他出去乱嚼舌根，或者把大部队引来咋办？

这帮地头蛇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抢东西是小事，要是惹上麻烦那是大事。

最稳妥的法子，就是让死人闭嘴。

于是，宋子桢给手下使了个眼色，假装答应还包袱，把化名“夏树云”的钱壮飞骗到了没良坑附近。

就在那个荒凉的山头上，几个人一拥而上，把这位传奇特工推下了四十多米深的深渊。

当然，因为隔得年头太久，除了宋昭荣的一面之词，也没别的物证，当地也没法百分之百拍板说“夏树云”肯定就是钱壮飞。

也有人猜他是牺牲在空袭里。

但“谋财害命”这个说法，是目前最接近真相的一种推测。

回过头看钱壮飞这一辈子，你会发现他是个极度的理性主义者。

学医是为了糊口，玩无线电是为了解闷，偷密码本是为了情报，截了电报不跑是为了大局。

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刀尖上跳舞，却总是能精准地踩在点子上。

唯独最后这一次，在贵州的莽莽大山里，面对几个大字不识的土匪，他的理性谈判失灵了。

他的牺牲，是党组织无可估量的损失。

如果他没死，凭他的资历和本事，建国后的成就那都没法估量，完全能跟他的老战友李克农平起平坐。

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那个在上海滩曾经只手挽狂澜的身影，最终定格在了1935年贵州的迷雾深处。

信息来源：

贵州省金沙县党史资料及相关回忆录（关于宋昭荣审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