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业秘密律师徐新明解读：最高院终审判决技术秘密侵权五倍惩罚性赔偿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一起备受业界关注的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上诉案作出终审判决。该案涉及精细化工领域核心产品“卡波”的生产技术，诉讼标的额巨大，法律争议复杂，尤其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进行了深入阐释，成为加强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又一标杆性案例。

徐新明，理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商业秘密律师，中国知识产权律师网首席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律师协会专利法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涉外律师人才，代理过多起涉外专利纠纷案件及疑难复杂的商业秘密案件。长期专注于知识产权，专业从事专利、商业秘密、商标、版权、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植物新品种等高端知识产权诉讼，仲裁及非诉法律事务。产业领域覆盖芯片、新能源、通信、人工智能、互联网、机械、信息技术、材料科技、电子工程、化工、生物医药、软件开发、多媒体、制造业等行业，致力于为不同领域的创新主体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法律支持。本次，徐新明律师将结合该案判决，对其进行深入解读。

01一场关于“卡波”技术秘密的攻防战

本案原告（上诉人）为广州天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九江天某公司（合称“两天某公司”），是国内卡波（Carbomer，一种广泛应用于日化行业的聚丙烯酸类增稠剂）产品的重要生产商。被告方包括前广州天某公司卡波技术负责人华某、安徽某某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刘某，以及胡某春、朱某良等相关人员。

两天某公司诉称，华某在职期间违反保密义务，非法获取并披露了公司的卡波生产工艺、流程及设备图纸等核心技术信息。刘某在明知技术来源不正当的情况下，与华某合谋，并利用这些技术信息成立安徽某某公司，生产同类卡波产品进行销售。胡某春、朱某良则提供了协助。两天某公司认为，上述行为共同构成对其技术秘密的严重侵害，请求法院判令各被告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7000万元及合理费用，并赔礼道歉。

该案此前已历经刑事诉讼。2018年，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华某、刘某、朱某良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并判处相应刑罚。然而，民事侵权纠纷并未就此平息。

焦点一：哪些信息构成受法律保护的技术秘密？

技术秘密的认定是本案的基础。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须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两天某公司主张的卡波生产工艺、流程及设备技术信息符合法定要件，构成技术秘密。

关于秘密性：法院采信了关联刑事案件中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该意见认定，涉案的特定工艺参数、操作方案、反应釜关键结构设计等信息，并非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得，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被告虽主张相关技术已因刑事庭审公开或属于公知技术，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具体技术方案已被完整公开，该主张未被法院采纳。

关于价值性：根据两天某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数据，利用涉案技术生产的卡波产品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足以证明其具有商业价值。

关于保密性：法院查明，两天某公司通过与华某、朱某良等员工签订载有保密条款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员工手册》等，对技术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限定了知悉范围，符合法律规定的保密性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两天某公司同时主张的“卡波配方”属于技术秘密，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因在案证据（包括鉴定意见）未能充分证明该配方的秘密性及其与被告配方的实质相似性，故该项主张未获支持。这体现了法院对商业秘密保护范围严格依据证据进行认定的审慎态度。

焦点二：侵权行为是否成立？

在认定技术秘密成立的基础上，侵权行为的判定成为关键。最高人民法院依据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对侵权行为进行了认定。

生效刑事判决已查明：华某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技术资料，并披露给刘某、朱某良等人；刘某明知技术来源非法，仍用于安徽某某公司的生产经营；胡某春、朱某良在知悉可能侵权的情况下，仍协助进行图纸修改、设备委托等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判决中明确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已为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本案中，华某、刘某等虽对刑事判决提出申诉，但该判决效力未被推翻。因此，法院对刑事判决认定的侵权事实予以采信。

最终认定：华某违反保密义务披露技术秘密，构成侵权；刘某及安徽某某公司非法获取并使用该技术秘密，构成共同侵权；胡某春、朱某良为侵权行为提供帮助，亦构成共同侵权。

焦点三：天价赔偿如何计算？惩罚性赔偿如何适用？

本案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赔偿数额的确定，尤其是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一审法院已认定安徽某某公司恶意侵权、情节严重，并适用了2.5倍的惩罚性赔偿。二审中，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立场。

1.赔偿基数的确定：

由于两天某公司的实际损失难以精确计算，法院转向以侵权人获利为依据。安徽某某公司在一审中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完整的财务账册和原始凭证，构成“举证妨碍”，因此法院对其自称的销售额（超过3700万元）予以一定程度的采纳。在利润率的选择上，因安徽某某公司未能举证自身利润率，法院参考了权利人的相关产品毛利率进行合理推定。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在二审中作出了重要调整：强调计算侵权获利时，应考虑被侵害技术秘密在整个产品生产中的作用比重（技术贡献度）。法院指出，涉案技术秘密主要体现在工艺、流程和部分设备上，而配方并未被认定侵权。因此，不能将全部产品利润都归因于技术秘密侵权。综合考虑后，二审法院将涉案技术秘密的贡献度酌情确定为50%，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侵权获利基数。

2.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与倍数选择：

这是本案判决的核心亮点。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适用惩罚性赔偿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经营者“恶意”实施侵权行为，二是“情节严重”。

法院认定本案完全符合上述条件。安徽某某公司自成立起即利用非法获取的技术生产卡波；在相关责任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技术侵权事实已被司法确认后，仍持续生产销售，毫无悔意。侵权时间长（持续数年），规模大（销售区域覆盖国内外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且在诉讼中拒不履行法院要求的举证责任，企图掩盖侵权获利，藐视司法权威。

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2.5倍的惩罚倍数尚不足以惩戒如此恶劣的侵权行为。为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威慑力，严厉打击源头性、恶意侵权，二审决定依法顶格适用五倍惩罚性赔偿。判决书明确指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目的不仅在于填补损失，更在于威慑和预防侵权。

北京商业秘密律师徐新明指出，这份判决不仅为历时多年的纠纷画上了句号，更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知识产权最严格保护”理念的生动实践。它犹如一记警钟，告诫市场参与者必须尊重他人知识产权，任何试图通过非法手段“走捷径”的行为，终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同时，它也为一心创新的企业提供了坚强的司法后盾，鼓励其安心投入研发，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推广】（免责声明：此文为本网站刊发或转载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网无关。文章内容供读者参考，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