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两司马的评价为何截然不同？

读历史最有趣的时候，就是突然发现：

原来同一件事，在不同史家眼里，竟是两番天地。

而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场隔空辩论，大概要数“史学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了。

一场刺杀，两种评语

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荆轲踏上了刺秦的不归路。

这段故事我们都熟。但大家可能没注意过，司马迁和司马光是怎么评价这件事的。

司马迁写完《刺客列传》，意犹未尽，专门加了一段“太史公曰”：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听这语气，司马迁在赞叹。他看见的不是“成功或失败”，而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在他眼里，荆轲们的刺杀行动，关乎个人气节，关乎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成不成另说，那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就值得青史留名。

但一千年后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到同一件事时，完全是另一番口气：

“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不亦愚乎”，这不是惋惜，是批评。在司马光看来，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私恩，置整个燕国于险境，这是把个人恩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更何况，想靠一把匕首改变天下大势，“不亦愚乎”四个字，已经是很克制的评价了。

读到这里，可能会愣一下：同一个荆轲，怎么在司马迁那儿是义士，到司马光这儿就成“愚夫”了？

不只是荆轲，他们对很多人的评价都不一样

如果以为这只是个例，那就错了。这两位司马先生，几乎在所有重大历史评价上，都站在河的两岸。

比如商鞅。

司马迁说商鞅 “天资刻薄人也” 。他写商鞅在秦国推行新法，百姓一开始抱怨，后来受益了又赞扬。但司马迁的笔锋一转，点出要害：

“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你最后在秦国落得个坏名声，不是没原因的。

这话说得含蓄，但懂的人都懂。司马迁看见的是商鞅变法背后的“人”。法令严苛，不近人情，最后作法自毙，被自己立的法逼死。

司马光呢？他承认商鞅“其政令必行，法不阿贵”，秦国确实因此富强。但他话锋一转： “弃仁义而尚权诈。” 这才是根本问题。在司马光看来，商鞅最大的错，不是性格刻薄，而是把治国之道引向了歧途：重权术而轻仁义。

你看，司马迁批评的是“人”，司马光批评的是“道”。

再看项羽。

司马迁给项羽写的不是“列传”，而是“本纪”，和帝王同等级别。他在《项羽本纪》最后感叹： “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这段话得细品。表面在批评项羽“自矜功伐”“不师古”，但字里行间是惋惜，一个从底层崛起、叱咤风云的英雄，怎么就败了呢？司马迁写出了项羽的悲剧性，那种“时不利兮骓不逝”的宿命感。

司马光的评论就冷静得多： “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失天下心矣。匹夫之勇而不能任贤，妇人之仁而吝于封爵；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战之罪’，岂不谬哉！”

他把项羽的失败，归结为清晰的政治逻辑：失民心者失天下。什么性格悲剧、什么命运不公，在司马光这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项羽的统治方式违背了基本的政治原则。

他们为什么总是“吵”起来？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两位司马先生，根本是在用两套完全不同的尺子，量同一段历史。

司马迁的尺子上刻的是“人”。

他经历过李陵之祸，受过宫刑，对个人在庞大体制下的渺小与挣扎，有切肤之痛。所以他写历史，是在写“人”的故事，写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光芒与阴影。在司马迁眼里，历史是无数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

所以他会为刺客立传，会替游侠说话，会在《货殖列传》里肯定商人的价值。在他的历史观里，那些不被正统认可的“小人物”，也有权在史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司马光的尺子上刻的是“制”。

他生活在北宋中期，经历过王安石变法的激烈斗争，亲眼看到国家政策如何影响千万人的生活。他编《资治通鉴》，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给皇帝、给治国者看的历史教科书。

在司马光看来，历史的首要意义是提供政治智慧。什么该写、怎么写，都要服务于这个目的。所以《资治通鉴》里没有“游侠列传”，因为游侠破坏法治秩序；对荆轲的评价也更看重政治后果，而非个人气节。

最有意思的是韩信

最能看出两人差异的，莫过于对韩信之死的评价。

司马迁写韩信，笔法太妙了。他明面上说：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乍看是在批评韩信不知进退，咎由自取。但仔细读,前面加了个“假令”（假如），最后用反问语气“不亦宜乎”。这哪是真心话？这分明是话里有话。

司马迁真正想说的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他写蒯通劝韩信自立的那段长对话，写钟离昧逃亡时韩信的处境，都是在为这个军事天才的宿命作注，不是韩信非要反，是走到那一步，已经没有别的路了。

司马光的分析就直白得多： “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他点破了窗户纸——刘邦难道不知道韩信没谋反吗？知道，但还是要除掉他。为什么？因为韩信“功高震主”，因为“功臣恃功骄恣”威胁皇权。这不是个人恩怨，是政治逻辑。

一个在为生命鸣不平，一个在为秩序找依据。两人都没错，只是看问题的层面不同。

我们该听谁的？

读史读到这个份上，可能要问了：那到底谁说得对？

其实，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

司马迁和司马光，各自抓住了历史真相的一面。

司马迁让我们看见历史的温度。在他笔下，那些两千年前的人物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会犯错也会发光的人。他教会我们同情地理解，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选择。

司马光让我们看见历史的规律。他梳理出一套政治运行的逻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治国需要法度，也需要仁义。他教会我们跳出具体的人和事，去看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我们今天读历史，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

读《史记》时，感受那些鲜活生命的悲喜；读《通鉴》时，思考制度与文化的兴衰。司马迁给我们一颗理解个体的心，司马光给我们一双洞察大势的眼。

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叙述。就像一条大河，司马迁在记录每一朵浪花的姿态，司马光在描摹河道的走向。浪花与河道，共同构成这条河流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