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曾经的欧美极力推崇全球化,鼓吹自由贸易,并借此赚的盆满钵满,可是这些年他们却开始搞一些逆全球化的事情,让人误以为他们在全球化中利益受到了损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咱们这样的新兴国家崛起!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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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如今苹果一年在中国捞走超700亿美元,特斯拉上海工厂撑起全球一半产能,耐克在大中华区连续二十年业绩狂飙——随便扒拉扒拉欧美跨国公司的财报,都能看出他们在全球化里吃撑了的模样。可诡异的是,就是这些赚麻了的欧美国家,近些年却成了逆全球化的急先锋:关税从2.44%飙到20%以上,什么“产业回流”“供应链安全”喊得震天响,贸易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非要把全球化这张人人受益的桌子拆了不可。
很多人下意识把锅甩给中国,说“是中国抢了欧美的工作”“分走了全球化的红利”,可真扒开表象就会发现,这事从头到尾跟中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欧美搞逆全球化,根本不是因为跟中国的竞争,而是自家内部的矛盾憋了四十年,终于兜不住了——跨国资本、华尔街精英在全球赚得流油,而欧美本土的中产和工薪阶层,却成了这场资本盛宴的默默买单者,那份压抑了两代人的愤怒,才是逆全球化浪潮的真正源头。
要懂这份愤怒,得先看清一个被繁荣叙事掩盖的残酷事实:全球化这四十年,从来就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请柬的盛宴。
1979年,一个美国工厂流水线上的蓝领,扣除通胀后的时薪是17.57美元,四十年后的2019年,他的儿子或孙子做着几乎同样的活,时薪才涨到17.94美元。两代人的光阴,工资只涨了两毛七,连杯现磨咖啡都买不起。可这四十年里,物价翻了几倍、房价飙到天上去、看病上学的费用贵得离谱,唯独工资原地踏步,普通家庭的日子越过越紧巴。
反观美国最顶尖的1%富豪,他们的财富占比从当年的7%一路飙升到超过20%——全国五分之一的财富,被这一小撮人攥在手里。资本的收益呈几何级数增长,钱根本没消失,只是以惊人的效率向上聚集,全流进了跨国公司股东和金融精英的口袋里。一边是私人飞机、海外豪宅换了又换的富豪,一边是买菜挑打折、看病算医保额度的中产,这种赤裸裸的撕裂,不是一天两天攒下的,而是四十年全球化里,资本和劳动者的差距越拉越大的必然结果。
有人说,这还不是因为欧美把工厂都搬到中国了?可这只是表面现象。历史上德国、日本也经历过大规模产业转移,他们的工厂也搬到了东南亚、中国,可为啥人家的社会没撕裂,没闹着要拆全球化的台?关键在于,德日只是把生产环节挪到了低成本国家,资本始终没摆脱本国的税收和监管约束。而欧美的问题,是资本彻底挣脱了国界的束缚,获得了在全球自由流动、肆意套利的特权——工厂搬迁只是幌子,利润转移和税收消失,才是掏空欧美社会根基的“七伤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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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哪里成本低、税率低、监管松,就往哪里跑。而这套让资本自由套利的全球化规则,恰恰是欧美自己主导制定的。他们打开了国界的大门,本想让资本去全球捞钱,结果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个住在纽约曼哈顿豪宅的对冲基金经理,能把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把交易账户放在新加坡,最后交的税比他的秘书还低,一家欧美跨国公司,能把工厂建在中国,把研发中心放在印度,再把利润变魔术似的转移到避税天堂,一分钱税都不交本国政府。
可劳动者呢?你一个美国底特律的蓝领,不可能因为工厂搬到中国就漂洋过海来打工,你一个法国巴黎的职员,也不可能因为公司利润挪到百慕大就去那边领工资。资本跑了,人跑不了,这才是欧美社会矛盾的核心,跟中国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更过分的是,这些跨国资本的避税操作,还是完全合法的。2016年欧盟裁定苹果公司要向爱尔兰补缴130亿欧元税款,原因是苹果设计了一套精妙的架构,把全球利润都“输送”到爱尔兰的空壳公司,实际税率低到0.005%——不是0.5%,是万分之五,赚一万块钱只交五毛钱税。这可不是偷税漏税,而是全球化规则下的“税收优化”。
谷歌玩着“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的把戏,把欧洲利润层层中转到避税天堂,亚马逊在卢森堡的操作让欧盟头疼不已,有效税率长期低于5%。开曼群岛、百慕大、泽西岛这些资本的“自由港”,都是欧美资本扎堆建起来的。那些复杂的避税架构,都是欧美顶级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设计的。中国只是承接了部分产业转移而已,就算没有中国,这些资本也会把工厂搬到越南、墨西哥、印尼,毕竟资本永远追着低成本跑,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天性。
工厂搬了,利润跑了,税收也没了,可欧美的福利体系,本来是靠“劫富济贫”的社会契约撑起来的。战后半个多世纪里,欧美一直靠高额累进税制,让富豪和大企业交重税,再用这些钱建医院、修公路、发养老金、搞失业救济,让穷人和中产能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社会才能稳定。
可现在,不是人跑了,而是钱跑了。政府抓不住富豪和跨国公司的税,可福利支出是刚性的,养老金要发、医保要保、学校要开,钱从哪里来?只能把税收的铡刀,重重地落在无处可逃的中产阶级头上。工薪族的工资在公司系统里明明白白,每一分钱都能被精准扣税,就算工资四十年没涨,该交的税一分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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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中产们被双重挤压:税负越来越重,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缩水。公立学校的师资越来越差,因为政府没钱发工资,医保报销比例一降再降,自己要掏的钱越来越多,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5岁涨到67岁,未来甚至可能到70岁,就连家门口的公路坏了,都要等政府凑半天钱才能修。欧美引以为傲的福利制度,就这么从“劫富济贫”,硬生生滑向了“劫中产济贫”的尴尬境地,换谁心里都得憋着火。
当沉默的大多数意识到自己成了长期“买单者”时,政治上的反弹就成了必然。这种愤怒,在欧美社会找了两个看似不同、实则同源的出口。
一个出口是对外强硬收缩,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逆全球化政策。特朗普高喊“美国优先”,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国家加征关税,威胁要让制造业岗位回流。可这看似针对“外部竞争”的操作,本质是想用政治和关税的围墙,把那些“叛逃”的资本逼回国内——哪怕这样会让本国消费者买东西更贵,让福特、通用这些本土车企每个季度损失数亿乃至十亿美元利润。这种政治诉求和经济理性的冲突,恰恰暴露了欧美政府的无奈:他们不敢得罪掌握财富和权力的资本,只能拿“外部威胁”说事,转移国内矛盾。
另一个出口是盟友内部的撕裂与自保。欧洲人同样憋着火,他们不仅面临产业空心化,还在能源、防务、数字技术上深深依赖美国。可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动辄对欧盟挥舞关税大棒,甚至公开羞辱盟友,这让欧洲人既屈辱又焦虑,不得不喊着“战略自主”,却又在贸易谈判中屡屡被迫让步,被学者批评为“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投降”。
更有意思的是,欧洲民间还掀起了自下而上的“经济抵制”。2025年初开始,“抵制美国货”在社交媒体上成了热潮:丹麦的抵制群组迅速聚集数万人,芬兰约一半民众表示不再信任美国,特斯拉在法国的销量应声下滑,丹麦超市还特意给欧洲本土商品打上星标。这哪儿是简单的消费行为,分明是普通欧洲民众在用钱包投票,发泄对过度依赖和美国单边主义的愤怒,想夺回一点经济和文化上的自主权。
看到这里,谁还能说欧美搞逆全球化是因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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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成功参与者,但我们从来不是规则的制定者。避税天堂不是中国设的,允许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金融体系是西方建的,那些让苹果、谷歌近乎零税率运营的税务架构,也出自欧美顶尖的会计师和律师之手。我们能承接产业转移,是因为有完整的产业链、靠谱的劳动者和稳定的营商环境,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是我们抢来的。
苹果通过中国供应链获得的60%以上毛利率,最终都化作股价和分红,流入了华尔街和美国富豪的账户,特斯拉上海工厂的高效生产,让马斯克一度成了世界首富,耐克在中国赚的钱,大部分也被美国总部拿走,中国只赚了点辛苦的加工费。就算没有中国,这些资本也会找其他低成本国家代工,就像三星把产能搬到越南、通用把工厂搬到墨西哥一样,跟中国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把欧美中产的困境归咎于中国,说白了就是找错了发泄对象。中国只是全球化剧本里的一个场景,而剧本的核心矛盾,是资本能凭着规则自由穿越国界、规避责任,而劳动者、社区和国家的福祉,却被牢牢锁在原地,承担所有代价。我们顶多是个“背锅侠”,是欧美政客转移国内不满的工具——毕竟,骂“外部敌人”比承认“自家资本叛逃”容易多了,也更能保住选票。
所以说到底,逆全球化的喧嚣背后,根本不是什么“中国崛起引发的焦虑”,也不是“文明冲突”,而是一场迟到了四十年的清算:四十年前,全球化的鼓吹者承诺“经济增长会惠及所有人”“先富带动后富”,可对欧美普通人来说,这个承诺早就彻底破产了。一部分人(资本所有者)在马尔代夫、迪拜的私人海滩上享受阳光,另一部分人(本土劳动者)却看着社区凋零、税单变厚、未来黯淡无光。
现在欧美搞的关税壁垒、产业回流、供应链重组,本质上都是笨拙的努力——是愤怒的选民和焦虑的政府,想用政治的手,给全球化这匹脱缰的野马套上笼头,把“叛逃”的资本重新拉回社会责任的框架里。可这可能吗?
资本的逐利天性不会变,欧美政府给的补贴再多,也只能让资本暂时回流,一旦补贴到期或者有更好的套利机会,它们照样会再次“叛逃”。而且强行推动产业回流,只会让劳动力、原材料成本飙升,最后这些成本还是会转嫁给消费者,让本就日子不好过的中产雪上加霜,简直是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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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讽刺的是,那些赚麻了的跨国公司,其实压根不想搞逆全球化。苹果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离开就意味着生产成本上涨,特斯拉离不开上海工厂,放弃就会失去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耐克离不开中国消费者,退出就会少五分之一的营收。这些资本巨头一边在全球化里捞好处,一边看着自己的母国搞逆全球化,活脱脱一副“既得利益者”的矛盾嘴脸。
欧美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全球化,也不是中国,而是他们自己的制度出了问题。他们制定了让资本肆意套利的规则,却没制定约束资本的条款,他们任由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却无视中产和底层的困境,他们把“劫富济贫”的福利体系,搞成了“劫中产济贫”的畸形模式,这样的制度,就算没有全球化,矛盾早晚也会爆发。
逆全球化解决不了任何根本问题,它只是把内部矛盾向外转移的权宜之计。只要资本和本土责任的脱节一天不解决,只要财富分配的失衡一天不改善,逆全球化的声音就不会消失,国际社会的纷争也难有宁日。
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因为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能力去管理资本了,你管的狠了,资本可以直接跑掉。各国实际上失去了对资本的管理能力而失去了管理能力,那就只能靠利益来引诱构合了,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说白了就是方便资本发展,资本与权力构合的一套体系,通过出卖一些政府的权利,资本的发展空间来换取资本不外流。
而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而由于民族,国家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存在,政治全球化完全是一个禁忌,提都不能提的,所以唯一可以链接全世界的就只有资本,各种跨国公司,投资网络,金融体系,全世界所有国家想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的唯一方法,自然就只能是和资本媾合,也就是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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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逆全球化可以说是国际资本吃相太难看了,使各国人民觉得与其单赢,不如双输,不玩了!这种行为就很类似于恩格斯提到过的那种,面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选择用复古的方式来解决,希望能够回到过去的田园牧歌的时代,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当今时代,各种交通运输通讯设备已经大发展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几乎是必然的,因为这是最高效的方法,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想要解决新自由主义,指望依靠逆全球化,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只有进一步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实现政治的全球化,来应付经济的全球化才能真正的终结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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