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酒迎春纳瑞

当冰河裂开第一道缝隙，当桃枝绽出第一抹胭脂，当蛰虫在泥土深处悄然翻身——春天，这位宇宙间最富诗意的信使，便携着雷声与花香，踏破寒冬的沉寂，浩荡而来！在这天地焕新的时刻，人类总以古老而炽热的方式迎接她：斟一盏清冽醇厚的美酒，敬天、敬地、敬这不可辜负的人间韶光。

酒，从来不只是琼浆玉液；它是时间的凝露，土地的魂魄，更是人心对春天最深情的应答。

华夏先民早已深谙“春酿”之道。《诗经·豳风·七月》有云：“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秋收冬藏，待东风解冻、溪水回暖，取新粮、汲活泉，合曲糵于陶瓮，静候时光发酵。这坛“春酒”，非为纵情豪饮，而是用于祭祀祖先、祈愿丰年、延寿纳祥。酒中藏着四时有序的敬畏，映照出天人合一的智慧——春之始，酒之生，人之礼，三者交融，构成中华文明最温润的底色。

东晋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稽山阴兰亭。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贤士列坐曲水之旁，流觞赋诗。春风拂过修竹，酒杯随清波流转，停于谁前，谁便吟咏一首。微醺之际，王羲之挥毫写下《兰亭集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那一杯春醪，不仅激荡文思，更让他在醉眼朦胧中窥见生命如春花般绚烂又短暂的真谛。酒助哲思，春启灵性——此乃华夏人以酒迎春的至高境界。

盛唐气象，酒与春的交响更为恢弘。李白高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更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写道：“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光如约而至，大地慷慨赐予灵感，而酒，则是点燃这天地馈赠的火种。杜甫则在成都草堂春雨初歇时，温一壶家酿，笑唤邻翁：“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春之酒，在唐人手中，既是狂放不羁的烈焰，也是烟火人间的温情。

在西方，古希腊人将酒神狄俄尼索斯奉为春天、狂欢与再生的象征。每年春分前后，人们头戴常春藤冠，手持酒神杖，在葡萄园中歌舞醉饮，相信唯有在迷醉中打破理性桎梏，才能触及生命最原始的创造力。尼采将其升华为“酒神精神”——那是一种在痛苦与狂喜交织中肯定生命、在混沌中孕育新生的勇气。酒神之醉，恰如春天本身：摧毁旧秩序，催生新可能。

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常于早春携一瓶托斯卡纳红酒漫步乡野。他在笔记中写道：“美酒是阳光，被囚禁在水中。艺术是自然的女儿。”酒成为理性与直觉之间的桥梁，让科学观察与诗意想象在微醺中交融。或许，《蒙娜丽莎》那抹穿越时空的微笑，正源于某个春日午后，酒香、光影与心灵震颤的奇妙共振。

海德格尔隐居德国黑森林，每逢立春，必温一壶本地苹果酒，静坐窗前凝视融雪后湿润的小径。他提出“人，诗意地栖居”，而诗意往往在春寒料峭与杯中暖意的张力间悄然降临。对他而言，饮酒不是沉溺，而是更深地“在世存在”——在春天的召唤中，重新感知存在的重量与轻盈。

更炽烈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前的那个春天。1776年费城酒馆里，托马斯·杰斐逊啜饮马德拉葡萄酒，笔尖流淌出《独立宣言》的初稿。酒力催生勇气，春意孕育新生——这杯春酿，竟成为民主自由的催化剂。

从东方春酿到西方酒神，从兰亭曲水到托斯卡纳斜阳，人类以酒为舟，渡向春天的精神彼岸。酒是液态的春意，春是无形的佳酿。二者交融，激荡出文明中最富生命力的哲思：真正的迎春，不在节令，而在心境；真正的纳瑞，不在祈福，而在创造。

春天饮酒亦要顺应自然生发之气。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明示：春季宜小酌活血之酒，以助肝气疏泄，与万物复苏同频共振。酒是“天地之和”，是谷物吸收日月精华后的转化，饮之即是将天地能量纳入己身。

真正的“迎春纳瑞”，是以酒为媒，主动创造生命的春天。如尼采所言：“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每一个没有好酒的春天，或许就是对造物馈赠的轻慢。

今日，又逢立春。面对万象更新的世界，我们不妨在晨光熹微中启一瓶珍藏，邀三五知己，或独对一窗新绿，举杯相敬！敬天地时序，敬生命流转，敬那在寒冬尽头依然相信春天的不灭信念，敬那些眼里仍有光、心中仍有火的我们！这火，足以融化最后一片残雪；这光，足以照亮下一个千年的春色。

饮下这杯春酒，便是饮下了整个文明的记忆与希望；饮下这杯春酒，便是以杯中的日月纳取人间所有的瑞气与光华。原来不是我们在品酒，而是春天在品尝我们；不是我们在迎接春天，而是春天借这杯酒，永远地驻进了我们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