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冰河裂开第一道缝隙,当桃枝绽出第一抹胭脂,当蛰虫在泥土深处悄然翻身——春天,这位宇宙间最富诗意的信使,便携着雷声与花香,踏破寒冬的沉寂,浩荡而来!在这天地焕新的时刻,人类总以古老而炽热的方式迎接她:斟一盏清冽醇厚的美酒,敬天、敬地、敬这不可辜负的人间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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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从来不只是琼浆玉液;它是时间的凝露,土地的魂魄,更是人心对春天最深情的应答。
华夏先民早已深谙“春酿”之道。《诗经·豳风·七月》有云:“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秋收冬藏,待东风解冻、溪水回暖,取新粮、汲活泉,合曲糵于陶瓮,静候时光发酵。这坛“春酒”,非为纵情豪饮,而是用于祭祀祖先、祈愿丰年、延寿纳祥。酒中藏着四时有序的敬畏,映照出天人合一的智慧——春之始,酒之生,人之礼,三者交融,构成中华文明最温润的底色。
东晋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稽山阴兰亭。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贤士列坐曲水之旁,流觞赋诗。春风拂过修竹,酒杯随清波流转,停于谁前,谁便吟咏一首。微醺之际,王羲之挥毫写下《兰亭集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那一杯春醪,不仅激荡文思,更让他在醉眼朦胧中窥见生命如春花般绚烂又短暂的真谛。酒助哲思,春启灵性——此乃华夏人以酒迎春的至高境界。
盛唐气象,酒与春的交响更为恢弘。李白高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更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写道:“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光如约而至,大地慷慨赐予灵感,而酒,则是点燃这天地馈赠的火种。杜甫则在成都草堂春雨初歇时,温一壶家酿,笑唤邻翁:“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春之酒,在唐人手中,既是狂放不羁的烈焰,也是烟火人间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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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古希腊人将酒神狄俄尼索斯奉为春天、狂欢与再生的象征。每年春分前后,人们头戴常春藤冠,手持酒神杖,在葡萄园中歌舞醉饮,相信唯有在迷醉中打破理性桎梏,才能触及生命最原始的创造力。尼采将其升华为“酒神精神”——那是一种在痛苦与狂喜交织中肯定生命、在混沌中孕育新生的勇气。酒神之醉,恰如春天本身:摧毁旧秩序,催生新可能。
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常于早春携一瓶托斯卡纳红酒漫步乡野。他在笔记中写道:“美酒是阳光,被囚禁在水中。艺术是自然的女儿。”酒成为理性与直觉之间的桥梁,让科学观察与诗意想象在微醺中交融。或许,《蒙娜丽莎》那抹穿越时空的微笑,正源于某个春日午后,酒香、光影与心灵震颤的奇妙共振。
海德格尔隐居德国黑森林,每逢立春,必温一壶本地苹果酒,静坐窗前凝视融雪后湿润的小径。他提出“人,诗意地栖居”,而诗意往往在春寒料峭与杯中暖意的张力间悄然降临。对他而言,饮酒不是沉溺,而是更深地“在世存在”——在春天的召唤中,重新感知存在的重量与轻盈。
更炽烈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前的那个春天。1776年费城酒馆里,托马斯·杰斐逊啜饮马德拉葡萄酒,笔尖流淌出《独立宣言》的初稿。酒力催生勇气,春意孕育新生——这杯春酿,竟成为民主自由的催化剂。
从东方春酿到西方酒神,从兰亭曲水到托斯卡纳斜阳,人类以酒为舟,渡向春天的精神彼岸。酒是液态的春意,春是无形的佳酿。二者交融,激荡出文明中最富生命力的哲思:真正的迎春,不在节令,而在心境;真正的纳瑞,不在祈福,而在创造。
春天饮酒亦要顺应自然生发之气。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明示:春季宜小酌活血之酒,以助肝气疏泄,与万物复苏同频共振。酒是“天地之和”,是谷物吸收日月精华后的转化,饮之即是将天地能量纳入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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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迎春纳瑞”,是以酒为媒,主动创造生命的春天。如尼采所言:“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每一个没有好酒的春天,或许就是对造物馈赠的轻慢。
今日,又逢立春。面对万象更新的世界,我们不妨在晨光熹微中启一瓶珍藏,邀三五知己,或独对一窗新绿,举杯相敬!敬天地时序,敬生命流转,敬那在寒冬尽头依然相信春天的不灭信念,敬那些眼里仍有光、心中仍有火的我们!这火,足以融化最后一片残雪;这光,足以照亮下一个千年的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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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下这杯春酒,便是饮下了整个文明的记忆与希望;饮下这杯春酒,便是以杯中的日月纳取人间所有的瑞气与光华。原来不是我们在品酒,而是春天在品尝我们;不是我们在迎接春天,而是春天借这杯酒,永远地驻进了我们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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