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回忆：蒋介石说我是“罪该万死”，历史说我是“功不可没”

我先说结论：仅就“西安事变”而言，张学良堪称功不可没的“千古功臣”，这一点几乎可以独立于他个人品行的其他争议而成立。 因为他的这个选择，不是在争夺个人权力或地盘，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国家命运的航向。
西安事变不是张、杨二人脑子一热想出来的。它是当时中国所有矛盾的火山口，而推动火山爆发的最大压力，就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简单来说，就是“不彻底消灭共产党，就不全力抗日”。

当时的情势有多危急呢？就在事变前夕，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计划发起新一轮对陕北红军的“围剿”。这场内战消耗的除了武器弹药，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国防力量和有生力量。东北军、西北军在前线与红军厮杀，而真正的民族死敌日本，却在华北步步紧逼，侵占国土，扶持傀儡政权。
对于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来说，这种痛苦尤其尖锐。他们的家乡东北早在五年前就被日军侵占，三千万同胞在铁蹄下呻吟。他们是背负着国仇家恨被“内调”到西北来打自己人的。仗打得越久，部队士气越低落，思乡情绪和“打回老家去”的渴望与日俱增。张学良曾痛心地对部下说：
“我们辗转数千里，来到西北，究竟为了什么？……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就要打光了，我们拿什么脸面去见东北父老？”
蒋介石的政策，在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现实下，已经成了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它不单加剧了内战，也极大消耗了国家的元气，让日本侵略者坐收渔利。更致命的是，它严重背离了当时中国社会（包括国民党内部许多有识之士）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共识，使得政府与民众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历史学者分析认为，正是“很多的国仇家恨累积在张学良心里头”，使得他认为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来改变现状。

张学良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兵谏的。他经历了从“劝谏”到“苦谏”的过程，多次当面向蒋介石痛陈利害，甚至“痛哭陈词”，但换来的只是蒋的斥责与不信任。
当所有和平劝说、理性分析都宣告无效后，一个军人，为了国家生存的根本利益，最终选择了一条牺牲个人前途（甚至生命）的险路。
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才能看清西安事变的真实面貌和它立竿见影的巨大功效。下表清晰地对比了事变前后的关键变化：
对比维度
西安事变前（1936年12月前）
西安事变后（1936年12月-1937年7月）
国家核心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以消灭共产党为首要任务，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方针。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两党结束长达十年的内战，确立合作抗日方针。
国内军事态势
国民党中央军与红军在西北激战正酣，大规模“围剿”箭在弦上。
内战全面停止。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民族力量状态
严重分裂、内耗。国防力量在自相残杀中不断削弱。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民族力量开始凝聚。
抗战准备
被内战严重迟滞和干扰，国家无法集中资源进行有效备战。
全国转入战时体制，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政治准备和舆论动员时间。
这些变化的核心催化剂，就是西安事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张学良从一开始的动机和事后的处理，都明确指向一个目标：逼蒋抗日，而非取蒋而代之。

张学良晚年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他发动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他不是为了要钱要地盘，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甚至愿意为此“被枪毙了都不在乎”。这种“牺牲我自己”的初衷，得到了历史的验证。事变当天，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核心就是停止内战、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联共抗日。这在当时，是救国图存的唯一可行出路。
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反对任何伤害蒋介石的极端行为。他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国共产党，邀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大计。在周等人的斡旋下，最终达成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协议。张学良本人是事变“和平解决方针最早的提出者”。

为了表示诚意、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威信，并承担起“犯上”的责任，张学良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这个举动充满了古典的侠义与担当精神。他行前对部下说：“我这一去可能回不来了。”周恩来后来感叹这是“摆队送天霸”，充满了惋惜与敬佩。果然，蒋介石背弃承诺，张学良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生涯。他将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用自己一生的自由，换来了国家政策的惊天逆转。
周恩来说：“他是逼蒋实行抗日方针的倡导者，是事变的重要发动者和组织者。” 这个评价精准而客观。没有张学良的决断、组织和自我牺牲，西安事变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也可能走向另一个不可控的暴力结局。

单凭这一点，能算“绝对的功不可没”吗？这需要从两个层面理解。
第一层：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本身，是绝对的、不可替代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极端假设：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历史会怎样？国民党军队很可能按计划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剿共”，红军面临生存危机，国共内战白热化。国家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将继续在黄土高原上激烈厮杀，消耗殆尽。日本可以更加从容地巩固对华北的控制，甚至可能利用中国内乱的时机，提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一个因内战而筋疲力尽、四分五裂的中国，将如何抵抗？其后果不堪设想。
而西安事变的发生，硬生生按下了中国历史走向的“暂停”与“转向”键。它迫使各方坐下来谈判，为红军赢得了喘息之机，更重要的是，它让“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一个民间口号、一个政治主张，瞬间变成了必须执行的现实国策。周恩来高度评价张学良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千古功臣”，正是基于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他促成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功绩，因其扭转了国家命运的航向，是独立存在的、巨大的、任何其他个人污点都无法掩盖的。

第二层：“功不可没”是一个历史评价，而历史评价往往是相对的、情境化的。我们说一个人“功不可没”，通常是指在某个重大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上，他做出了独一无二的、决定性的贡献，缺少他，历史的进程将会截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在1936年12月的角色，完全符合“功不可没”的定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神化他，或“抛开其他缺点”去为他的一生做一个全面的、正面的定论。历史评价是分层次的：单论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发起、推动与和平解决，张学良功勋卓著，居功至伟。他早年作为军阀子弟的纨绔生活，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决策（无论是否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个人性格中的种种缺陷，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需要放在他完整的人生轨迹中去审视和评价。

西安事变的最终结果（促成国共二次合作）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政治格局，这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史观下，自然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但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否认它在当时停止民族自杀、共御外侮的即时、关键作用。
晚年的张学良，虽然饱受幽禁之苦，但对自己当年的选择从未后悔。1991年，他接受采访时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还是会发动‘西安事变’。” 他还明确表示：“我还是一样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他甚至激烈地批评蒋介石“他哪有抗日，他没有抗日！”，并指出两人最大的矛盾就是“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的根本路线分歧。
他还说过：“我是个爱国狂……我放弃花花公子出来做事，就是决心对国家有所贡献。”

2009年，张学良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这个官方荣誉，可以看作是对他历史功绩的一种盖棺定论式的确认：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在民族危亡关头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