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难以理解：从未侵略过别人的中国，哪来的960 万平方公里？

在北纬30度到50度之间，亚欧大陆的东端，存在着一片巨大的、由山脉、高原、平原与河流编织而成的地理单元。

如果你站在太空俯瞰，会发现这里的地形如同一把巨大的太师椅。西北是帕米尔高原，耸立着世界第二极的冰雪屏障；西南是喜马拉雅山脉，像一道无法逾越的墙垣；东边和南边则是浩瀚的太平洋。在这把椅子的中央，是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构成的腹地。

这就是中国的核心区。

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在研究这片土地时，往往会陷入一种逻辑上的困惑。在他们的历史经验里，疆域的扩张通常伴随着血与火的征服。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罗马的军团、大英帝国的舰队，每一寸土地的增加都意味着一场战役的胜利和一份条约的签署。

但中国不同。

翻开二十四史，你很难找到那种为了征服而征服的狂热远征。中国的疆域更像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通过战争、迁徙、屯田、通婚，像植物的根系一样，在大地深处缓慢而坚定地延伸。

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充话费送的。它是无数无名者用脚走出来的，用锄头刨出来的，用血守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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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国的疆域，首先要理解这片土地的“性格”。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这种地理结构决定了早期的文明只能在黄河流域孕育。但这并不意味着封闭。

在地理上，中国存在两条至关重要的“走廊”。

一条是“河西走廊”。它位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是一条狭长的绿洲地带。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了这里，匈奴或者突厥的骑兵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接威胁长安。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出击，打通了这条走廊。随后，汉朝在这里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这不仅仅是军事占领。紧接着，汉朝开始了大规模的“屯田”。士兵们脱下铠甲，拿起锄头，引祁连山的雪水灌溉戈壁。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的屯田士卒“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这是一种极其务实的扩张逻辑：军队走到哪里，庄稼就种到哪里，县治就设到哪里。当土地被翻耕，当里正开始编造户籍，这块土地就真正属于了这个文明。

另一条是“辽西走廊”。它沟通着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这条狭窄的通道，在后来的几千年里，成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反复拉锯的战场。从秦汉到明清，为了守住这条通道，无数长城被修起，无数关隘被设立。

地理决定了中国的扩张必须是“线性”的，沿着河流和山脉的走向延伸。它不能像海洋国家那样跳跃式地占领岛屿，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连点成线”。

这种地理上的限制，反而造就了一种极强的韧性。当一个王朝衰落，中原沦陷时，南方的丘陵和长江天险又能支撑起新的政权，通过“衣冠南渡”保留文明的火种，等待北方的恢复。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地理回旋空间，是罗马帝国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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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

这不仅仅是搬家，这是一场彻底的“自我革命”。

拓跋鲜卑原本是草原上的征服者，骑着马，留着辫发，说着鲜卑语。但当他们进入中原，坐在龙椅上俯瞰天下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如果不接受汉文化，他们就无法统治这片土地上数量庞大的汉人农民。

于是，一场激进的汉化改革开始了。

孝文帝下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意思是，在朝堂上，谁敢说鲜卑语就免职。他改鲜卑姓氏为汉姓，自己把“拓跋”改成了“元”。他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通婚，甚至在祭祀时改用汉礼。

这在西方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日耳曼人灭亡罗马后，建立的是法兰克王国，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而是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法律，最终导致了欧洲的碎片化。

但在中国，征服者往往会被征服。

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纷纷登场。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这些政权像走马灯一样更换。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混战，到了隋朝统一时，这些曾经的“五胡”在户籍上已经统统变成了“汉人”。

唐朝的宰相里，有鲜卑血统的长孙无忌；唐朝的诗歌里，有胡旋舞的节奏。这种融合不是强迫的，而是一种文明的“向心力”。

这种向心力来自于一套精密的社会治理系统——郡县制与编户齐民。

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只要你接受儒家的教育，缴纳农业税，服从朝廷的征调，你就是“编户齐民”。在这套系统面前，血统变得不再重要，文化认同成为了最高的标准。

清朝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1644年，清军入关，强行推行“剃发易服”。这是一种暴力的文化压制。但到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皇帝开始疯狂地学习汉文化。康熙皇帝精通算学、天文，他写的一手好书法，祭拜孔庙时行三跪九叩大礼。

到了清末，你再去问那些旗人，他们已经不会说满语了，只会说京片子。他们读四书五经，考科举，甚至觉得自己比汉人更懂孔孟之道。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黑洞效应”。它不排斥外来文化，但它有一套极其成熟的“消化系统”。任何进入这个系统的民族，最终都会被同化。当他们被同化后，他们带来的土地——无论是鲜卑人的草原，还是满人的东北，自然就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不是侵略，这是“融合”。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它不再是原来的水滴，但它成为了大海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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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化是软实力，那么农业就是硬通货。

中国的疆域扩张史，本质上是一部农业开发史。西方的殖民者看到金矿会两眼放光，中国的官员看到黑土地会两眼放光。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了漠北之战，卫青、霍去病将匈奴赶到了漠北。战争结束后，汉朝并没有像罗马那样撤军，而是立刻在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并迁徙了十万贫民去那里垦荒。

这就是著名的“屯田制”。

在古代，运输成本极高。如果要从内地运粮到边疆，路上的消耗往往比运到的还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士兵在当地种地。平时耕种，战时打仗。

这种模式被后世的历代王朝沿用。

在新疆，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兵屯”。清朝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朝廷从东北和内地调来了大量的绿营兵，携带家眷到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屯垦。他们挖渠引水，把原本只能长草的土地变成了良田。

据史料记载，仅乾隆二十五年到二十九年，在新疆东部的巴里坤一带，就开垦荒地近三十万亩。

在东北，清朝前期实行“柳条边”政策，禁止汉人进入。但这挡不住饥饿的农民。乾隆以后，禁令逐渐松弛，大量山东、河北的贫民冒着杀头的风险，“闯关东”。

他们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一路向北。到了东北，他们看到的是肥沃的黑土。这里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极高，插根筷子都能发芽。于是，他们伐木造屋，烧荒开地。

仅仅一百年时间，东北的人口从几十万激增到几千万。当土地上种满了庄稼，当村庄里升起了炊烟，当私塾里传出了读书声，这片土地就再也不是游牧民族的猎场，而变成了中国的粮仓。

这种扩张方式极其缓慢，但也极其稳固。因为它改变了土地的属性。

蒙古帝国的扩张是“草”的逻辑，马吃到哪里，疆域就到哪里，马走了，疆域就没了。而中国的扩张是“土”的逻辑，根扎到哪里，疆域就到哪里，根断了，土还在。

即使在战乱时期，只要给中国农民几十年的和平，他们就能把废墟变成繁华的都市。三国时期的中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但到了西晋，洛阳又恢复了繁华。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重创，但南方的江南地区被彻底开发，成为了新的经济中心。

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耕地，都是祖先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这种对土地的极致依恋，构成了中国疆域最坚实的底座。

04

当然，只有锄头是不够的。在冷兵器时代，没有刀剑，种出来的庄稼只会成为别人的粮草。

中国的边界，是用军人的尸骨堆砌起来的。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875年。

那时的清朝，刚刚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重创，国库空虚，海防吃紧。新疆又爆发了阿古柏叛乱，沙俄趁机侵占了伊犁。

朝廷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李鸿章主张“海防”，认为新疆是不毛之地，不如放弃，把钱省下来建海军。

这时，64岁的左宗棠站了出来。

他是一个湖南人，性格刚烈如火。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力主收复新疆。他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如果放弃新疆，陕西、甘肃就会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中国的腹地将永无宁日。

为了表示决心，他让人抬着一口棺材，跟随大军出征。这就是著名的“抬棺出征”。

这一仗打得异常艰难。西北缺水，粮食运输困难。左宗棠的军队不仅要面对阿古柏的浩罕汗国军队，还要面对极端的自然环境。但他们硬是靠着毅力，一路向西，收复了乌鲁木齐，攻克了达坂城，最后把阿古柏赶尽杀绝。

紧接着，清政府派曾纪泽去沙俄谈判。在谈判桌上，曾纪泽据理力争，利用左宗棠在前线的军事压力，最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虽然还是割让了一部分土地，但保住了伊犁九城及周边的广大领土。

这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这样从虎口里夺回来的。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雪域高原。

1904年，英国殖民者荣赫鹏率领军队入侵西藏，在江孜遭遇了藏军的顽强抵抗。虽然最终英军攻占了古鲁，但西藏人民从未承认过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这不是一次征服，而是一次基于主权的军事行动。在此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闭状态，外部势力虎视眈眈。解放军在极其恶劣的高原环境下修路、架桥，最终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在南海，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时，就已经在南海诸岛命名、立碑。二战后，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派军舰“太平号”、“中业号”等收复南沙群岛，在主岛上立碑纪念，以主岛命名为“太平岛”。

这些历史细节告诉我们，所谓的“自古以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行政管辖、军事驻防和流血牺牲。

中国的边界线，是世界上最长、最复杂的陆地边界线之一。它穿越了沙漠、雪山、热带雨林。在每一个山口，在每一座界碑旁，都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这些战争都不是中国挑起的，但为了守住底线，中国军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态度，构成了中国国防的底色。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土，但也绝不允许别人拿走我们的一寸土。

05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侵略扩张，却拥有如此庞大的疆域？

答案藏在时间的刻度里。

西方的扩张往往是“点状”的，占领几个港口，控制几条商路，然后通过条约固定下来。一旦国力衰退，这些殖民地就会独立。

而中国的扩张是“面状”的，是“渗透式”的。

它是一个长达五千年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民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匈奴、鲜卑、羯、氐、羌、突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这些曾经的征服者，最终都变成了中国人。他们带来的蒙古高原、东北平原、新疆、西藏，都变成了中国的领土。

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农民把荒地变成了良田。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最后到东北和新疆，农业文明的边界不断向外推移。

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军人战死沙场。从汉代的陈汤（“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到唐代的苏定方，到明代的戚继光，再到近代的左宗棠、邓世昌，他们用生命划定了国家的边界。

这960万平方公里，是文明的沉淀，是人口的溢出，是血与火的洗礼。

它不是靠一次战役打下来的，而是靠几千年的“耕战”结合，一点点“长”出来的。

这种形成方式，决定了中国疆域极强的稳定性。因为它不仅是政治上的管辖，更是经济上的共生、文化上的认同和血缘上的融合。

当你站在长城上，抚摸那些粗糙的砖石，你会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历史感。那不是一堵墙，那是一条凝固的波浪，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几千年碰撞的痕迹。

墙内是家，墙外是野。但无论墙内墙外，只要长出了庄稼，只要升起了炊烟，只要有人在这里繁衍生息，这片土地就有了名字。

这个名字，叫中国。

风从北方吹来，掠过蒙古高原的草尖，穿过河西走廊的峡谷，拂过长城的垛口，最终停在江南的水稻田里。

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