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假面暴露日本扭曲的等级观

（来源：环球时报）

转自：环球时报

#日本深陷自卑与自大的身份焦虑#【#和平假面暴露日本扭曲的等级观#】日本众议院选举日渐临近，首相高市早苗2月2日在新潟县上越市发表助选演说，声称有意把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之前，她还曾宣称，为了“全力守护日本的独立、和平以及国民的生命与生活”，将推进相关研究，争取在今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一边打着“和平”的旗号，一边加速推进扩武强军，日本的这种举动，不仅戳穿了其“和平假面”、暴露了其等级执念，更给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蒙上阴影。日本对“和平”的理解，并非建立在主体平等或反战争伦理之上，而是深深嵌入一种等级化的秩序观之中。在这一框架下，“和平”并不指向各方地位对等或利益均衡，而是强调各居其位、恪守其分。由此观察，近代以来，日本的国家身份建构始终围绕两类关键他者展开：一类是被视为“文明”“现代”的西方世界，另一类则是被反复描绘为“非现代”“风险密集”甚至“秩序外部”的亚洲其他国家。在这一双重参照体系中，日本一方面因担忧落后于西方而长期承受向上追赶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在亚洲语境中形成明显的优越意识，将自身定位为“先行者”与“引导者”。这种向上仰视与向下俯视并存的认知结构，使日本始终处于“自卑”与“自大”的身份焦虑之中，并不断通过外交与安全话语加以调节。当日本能够将自身稳定地定位于既有秩序的高位时，“和平主义”便被它赋予成熟、理性与负责任的积极含义，成为其引以为傲的身份资源；一旦这一等级定位因外部结构变化而发生动摇，“和平主义”便迅速失去其道德正当性，被问题化为“不正常”与软弱，并在政治话语中被安全化叙事与激进政策转向取代。这种身份逻辑的内在断裂，正是当前日本安全话语转向“安全化”叙事与激进政策实践的深层根源。二战时期，日本将西方中心的等级秩序进行道德化包装，转化为战争动员的话语武器，以及对内服从天皇、对外追求扩张的社会动员。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叙事中，日本利用亚洲的反殖民情绪，将自身侵略行为粉饰为“解放亚洲”及“建立区域新秩序”的必要代价。但其所谓“和平”并非指平等共处，而是指被占领地区对日本的绝对臣服。二战后日本虽确立了以“和平宪法”为核心的身份标签，但其内心深处的等级秩序观并未随之消解，而是经历了一场从军事扩张到经济引领的话语转场。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时期，日本利用其率先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在与亚洲国家交往中构建了一套深刻的结构。通过“雁行模式”的话语实践，日本将自身塑造为亚洲现代化的典范，而将中国等邻国界定为“后发受援者”。这一时期，日本逐步将“和平国家”“经济强国”确立为新的核心身份标签。进入后冷战时期，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日本认为自身长期占据的“亚洲唯一现代化国家”这一隐性定位受到动摇。这种地位滑落触发了它深刻的等级执念，产生了在区域等级结构变化中自身即将失位的不安。于是，日本国内政治话语开始重构对华叙事，试图通过将中国设定为“他者”，将之描绘为“不守规则”的挑战者，以此论证自身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向的必然性。这种话语转向是日本对身份危机的主动回应。通过将外部环境系统性地安全化，并同时将国家定位为“尚未正常的受害者”，日本在逻辑上完成了从身份危机向政策激进化的跨越，为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制造话语路径。高市早苗等日本右翼政治人物炒作所谓“台湾有事”，就是试图通过重塑威胁认知，为日本国家身份的激进转型寻求合法性。首先，日本将抽象的身份危机转化为具体的动员情境。日本一些政客反复散布“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实质是将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事务，强行纳入日本的生存安全话语体系。这种操作将日本对自身国际地位下滑的焦虑，外部化为对特定他者的恐惧，从而在认知层面完成从身份不安到“现实威胁”的跳跃，为后续突破战后约束铺平道路。其次，这一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日本“补偿”其地位滑落的意图。在“台湾有事”的叙事框架中，日本调整宪法解释、扩张军事能力被包装成应对外部威胁、履行国际责任的“被动且必要”之举。然而，这实际上是日本在无法维持“亚洲唯一现代化国家”地位后，试图通过深度介入地缘冲突，重新确立其作为地区秩序“维护者”的举措。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而非其宣称的对秩序的维护。再次，所谓“台湾有事”论调暴露了日本对亚洲秩序想象的“历史性退化”。这种话语反映出日本仍试图重温明治以来的等级秩序旧梦——即通过定义谁是“秩序领导者”来确立自身的优越地位。这种对“等级高位”的执念，使日本无法正视并接受一个平等、多极的亚洲现实。这种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动荡幻觉之上的话语实践，不仅无助于日本缓解身份焦虑，反而会使它陷入制造冲突、加剧对抗的逻辑怪圈。这正是当前日本安全话语转向中最大的危险所在。概而言之，日本当下的安全困境在于：它在用19世纪的等级观念和20世纪的冷战思维，来解决21世纪的秩序重构问题。日本若不能从“西方中心论”的附庸思维中解脱出来，不承认东亚秩序重构的必然性与正义性，其安全话语将不可避免地滑向对抗与冲突。真正的安全不应源于对“等级高位”的执念，而需建立在对区域多元属性的尊重和对东亚共同体身份的认同。（天津社会科学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副编审 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