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作品，是否只能以放大苦难为入口？

从非虚构作品面临的现实挑战说起

这几年，女性题材和非虚构写作，逐渐成为出版市场的一个热门方向。

这类作品的不断涌现，使原本不被看见的生命经验得以进入公共视野，也让读者有机会直面那些粗粝而真实的生命故事，从而拓宽对他者生存处境的理解。

但与此同时，这类作品也置身更为复杂的灰色地带，不得不直面书写边界与权力关系的深刻拷问：

特别是当“女性”“底层”“苦难”被不断叠加，叙事很容易滑向一种不自知的代言——作者掌握了解释权，却未必真正理解书写对象的需求；读者获得了情绪冲击，却可能无意中参与对他人苦难的消费。

事实上，在非虚构写作中，伦理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

尤其当书写对象是普通人、是弱势群体、是缺乏稳定公共表达位置和言说能力的人时，作者是否具备足够的克制、耐心与自觉，能否在书写受访者的同时，也尊重他们的感受，不消费他们的生命经验，越来越成为决定一部作品能走多远的关键。

身为编辑，我自己也曾在策划沟通原创非虚构选题时，遭遇过类似的伦理抉择。

某些发生在公共系统内部的故事，尽管素材本身具备充分的故事张力，人物的成长弧光也足够精彩，但一旦涉及具体书写对象，尤其是未成年人的隐私边界，最终只能选择搁置。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的出版运作中，一部作品是否最终出版，有时又并不完全取决于编辑个人的判断。

尤其是当作者在圈内享有盛誉，或者前作取得巨大成功时，即便新作可能存在伦理隐患，出版方也很有可能会在多方权衡下选择继续推进。

因为关于风险与边界的判断，势必受到多重现实因素的影响。

如何在竞争的生存压力与伦理考量之间找到平衡，本身就是行业长期面对的挑战。

但抛开这些现实因素不谈，仅从我个人的感受出发，过去一两年，每每读到一些以弱势群体为书写对象、却在呈现方式上失衡的作品，我自己也常常陷入一种复杂的感受，甚至会反复思考：

这类将底层苦难放大的作品，在另一个圈层里传播，它们究竟带来了什么价值？这种对“苦难”的展示，又是否只是消费了那些本就生活在苦难中的人？

正是在这样的反复思考中，我在评判非虚构作品时，愈发重视它们是否经得起伦理层面的审视。

值得庆幸的是，在接手《脐带纪事》的文稿后，我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背后的创作故事，更确信了这是一部经得起推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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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脐带纪事》实体书

《脐带纪事》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脐带纪事》由95后写作者金蕨完成。

她用一年多的时间，辗转中国10座城市，深入一个个普通家庭，与外婆、姥姥、奶奶们近距离交谈。那些长期隐没在家庭日常中的生命经验，得以被认真聆听与书写。

在正式开始访谈之前，作者先在同龄人之间反复确认这项写作的意义。在得到“这件事值得做”的回应后，她才经由朋友引介，进入他们的家庭进行采写。

《讲故事的人》中，陪同采访对象回幼时居住的老宅

这种路径看似天然带有亲近性，实际上却将作者置于更高的伦理要求之中。

作为家庭之外的访谈者，作者既非完全的陌生人，又非家庭内部的成员，同时还因朋友的引介承担着一份信任，因此更加需要谨慎地判断提问的尺度与边界。

为了成文，她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细节，而细节的获取又往往意味着持续追问与反复确认：什么时候开口，问到哪一步，又在哪里停下……始终都是需要权衡的判断。

实际上，抛开朋友引介的这种“弱关系”不谈，无论以何种方式介入，非虚构写作始终都要处理“与人相处”的关系结构：既要进入关系，又不能滥用关系；既有赖于他人提供人生经验，又必须对得起这份托付。

如何在建立信任的同时，不将这种信任转化为对他人经验的单向索取，如何始终意识到书写他人的权力，成为这类写作中最需要自检的部分。

若要做好类似的平衡，仅靠技术层面的熟练远远不够，它还需要作者具备一种基于同理心的敏锐，以及在关键时刻选择克制的自觉。

就像在《眼泪之书》一篇中，作者对成志美的一次发问，被负责翻译的家属低声打断，作者没有选择继续追问。事后，她才知道，原来那个问题触及了这个家庭两代女性丧偶的痛感。

更为难得的是，这种“不掠夺”的自觉并不只停留在访谈当下的“姿态”上，更延续在后续一系列具体可查的伦理操作中。

在编稿阶段，面对编辑提出的疑问，作者不会依赖经验判断或叙述惯性模糊带过，而是选择一次次和受访者沟通、核实。

以《闽南华侨客》一篇为例，当我们对文中“骨折的二次伤害”提出疑议，作者会去回访，明确那是“断裂的骨头插入大腿肌肉造成的损伤”。

这些看似琐碎的确认，实则关乎他人的生命经验能否被准确、审慎地呈现——这是写作负责任的体现。

《闽南华侨客》一篇，稿件细节复核过程中的沟通记录

不仅如此，这种对边界的自觉并未止步于写作的过程之中，而是被明确地延续到了作品完成之后。

由于作者始终将这本书视为对他者生命史的“讲述”，而非对他人经验的占有，因此在完稿之后，她选择将叙述的最终确认权交还给讲述者本人。

书中每一位女性长辈（或其家属），都审阅了与自身相关的章节，所有呈现均获得当事人的确认。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讲述者不再只是被记录、被引用的对象，而是成为对自身故事拥有最终发言权的人。

从编辑的角度看，这些等待、修改与反复确认，或许并不高效，却恰恰构成了《脐带纪事》最有力量、最不可替代的底层结构——它让这本书在伦理上真正站稳了位置。

茸茸的姥姥柳树梅在家中翻阅《脐带纪事》实体书，在《奶奶得了抑郁症》一篇中，柳树梅作为茸茸家庭关系的一部分被提及，该篇主人公姜桂举是茸茸的奶奶，与柳树梅同住一栋单元楼

在写作方法上，作者同样经历了一次艰难但关键的转向。

在项目初期，她曾试图还原一位老年女性完整的一生：厘清时间线，补齐事件脉络……但在实际访谈中，这种写法很快遭遇现实阻力。

正如作者在《脐带纪事》序言中坦白的，在不断追问生平细节的过程中，她反复陷入自我质疑：自己是否正在进行一种并不必要的信息抓取？

直到与朋友反复交流，她才惊觉，比起“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更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或许是当事人当时身处怎样的处境，又带着怎样的感受。

不同的讲述方式，本身就是一个人理解自我、安放记忆、回望一生的方式。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才在写作中逐渐放弃了对“事实完整性”的追求，不再试图还原线性的人生，而是将重心交还给讲述本身。

然而，这一转向落在实操层面却并不轻松。

以记忆和感受为中心的讲述，往往并不遵循清晰的时间顺序，反而夹杂着大量的家常琐事与情绪波动，真正重要的内容常常被包裹在层层“噪音”之中。

如何不急于筛选、不轻易打断，而是在反复交谈中耐心等候，正是这种写作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它注定缓慢，也更为艰难。

稿件中关于致谢部分的阅读标记

但也是因为肯下这种工夫，《脐带纪事》最终呈现的，才不是被提炼成某种“景观”或“符号”的苦难样本，而是一段段更为完整、立体的人生。

以《奶奶的解放日记》主人公苗桂芬为例，读者既能看到她幼年丧母、婚姻“受骗”、背井离乡所承受的命运之痛，也能看到她因工作获得自主性，与失散多年的姐姐重逢，在异乡建立友谊，以及晚年与孙女同居的快乐。

苦难并未被抹去，但它不再是唯一的叙事重心，而是与人生中的悲喜交织，最终构成一位女性真实而复杂的一生。

除此之外，与这种叙事还原相呼应的，是《脐带纪事》书中另一个看似细微却极具分量的选择——尽量不以“奶奶”“外婆”“姥姥”等亲属称谓指代人物，而是使用她们的本名（部分为尊重本人意愿选择的化名）。

当姓名取代了家庭角色，人物才不再只是某种亲属关系中功能性的存在，而成为完整的个体。

但无疑，这是一个会增加阅读难度的决定，人物关系不再能被迅速辨认，读者会经历短暂的迷失。

为反复确认人物关系，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绘制的姓名与家庭结构示意图（来自小红书读者@且听风吟尔）

正如张春在读后向作者提到的，在阅读过程中，人物之间的关联需要被反复确认。

我在第一次读稿时，也同样经历过这种阅读眩晕——明明是身处同一家庭最亲近的三代人，祖母、母亲、孩子却对应着完全不同的姓氏，读者无法像阅读《红楼梦》那样，借助姓氏与字辈迅速完成定位，建立起人物关系的坐标。

但也正是在这种“名字不好记”的不适感中，一个更为结构性的事实被清晰地呈现出来：

当读者无法再通过姓氏、字辈或亲属称谓迅速识别人物之间的关系结构，文本迫使我们直面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现实——“姓”的部首是“女”，但在现实的家族秩序中，姓氏却并非中性的标记，而是一条深植于文化结构中的脐带，牢牢连接着父系继承与权力分配；而那些与子孙血肉相连、承担生养与照护责任的女性，却在命名体系中不断被转移、被剥离，仿佛被文化悄然“嫁出去”。

也正因如此，在为这本书撰写文案时，我写下“我们以脐带相连，却因姓氏失散”这个句子，因为在我看来，《脐带纪事》所触及的，远不止“女性的生命史”“家族记忆”这么简单，它同时也指向命名体系、权力结构与情感联结之间长期存在的断裂。

当非虚构不再制造焦虑：

阅读如何转化为行动

如果一部非虚构作品在方法与伦理上足够克制，在内容上又始终保有对人的尊重与关怀，那么它所产生的影响，往往不会止步于阅读当下，而是会以一种更缓慢、也更持久的方式，重新作用于读者的生活。

在反复阅读《脐带纪事》书稿的过程中，我很少感到一种被情绪推着向前的紧迫感，反而常常生出一种近乎“被时间托住”的平静。

这种体验，与书中呈现的时间尺度密切相关：当叙事的重心落在老年女性的一生之上，时间被自然拉长，许多困扰当下的现实问题——生活成本、收入多寡、个人选择的得失——都会被安放在一个更长远的维度中重新考量。

在这样的时间结构里，人生不再只是效率与回报的计算题。那些与“成败”无关，却同样重要的片段重新浮现：它们可能来自家庭，来自关系，来自命运中那些无法预期的转折与馈赠。

而此时，阅读也不再推动我们不断向前，而是会让读者回望正在经历的生活本身。读者的注意力也会被重新引向具体而亲近的关系——引向家人，尤其是那些长期被忽略却深刻影响了我们生命走向的女性长辈。

《奶奶得了抑郁症》一篇，作者在姜桂举家访谈时拍下的花

正如书中所呈现的那样，作者与同龄朋友所完成的，并不是一次单向的记录，而是一种双向的看见：长辈在讲述自己的人生时，被郑重对待、被认真倾听；而晚辈也在这一过程中，重新理解家庭，重新理解自身。

因此，这本书真正唤起的，并不只是对“他人命运”的旁观式共情，还有一种“晚辈倾听长辈”的行动意识。

它提醒我们：记录与聆听，并不专属于作家或学者，它可以发生在饭后的厨房、卧室的床边，或是楼道里一次并肩同行的时刻。

它可以是一种温柔而具体的家庭实践，是一种虽迟但到的看见。

当阅读成为一次家庭靠近的开始

来自作者收到的反馈

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之下，作为编辑，在思考这本书的延展方式时，我们并不希望它只停留在“被读完”。

所以，在随书赠品的设计中，我们尝试顺着书中既有的逻辑，把关于“倾听与回返”的方法，直接转化为读者可以使用的行动入口——

围绕书中的主题，我们设置了一组循序渐进的问题，它们并非测试，也不是知识问答，更像是一份关于家庭记忆的“体检”：

你还记得外婆、姥姥、奶奶的名字吗？

如果不考虑她的家庭角色，她年轻时想成为怎样的人？

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

我们设计的附赠周边「脐带体检卡」（左），以及作者收到的反馈（中、右）

也许，在回答的过程中，读者会意识到，自己此前从未认真向长辈了解过这些问题，又或者，发现自己还想知晓更多。

在随书赠品中，我们也邀请读者写下属于自己家庭的一页记忆，并通过二维码提交，这些故事会被作者和编辑部看到，也可能被精选出来，在更多地方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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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和书影

从这个角度看，《脐带纪事》并不是一本“完成态”的作品。

它更像是在打开一种可能性：当非虚构不再以猎奇或苦难制造阅读快感，而是认真对待每一次讲述，它便会把理解、耐心与行动重新交还给读者。

阅读不再止于最后一页，它回到生活本身，回到那些原就与我们脐带相连的人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