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撑起东晋半壁江山，藏着怎样的传奇

陶侃的父亲陶丹是三国孙吴的扬武将军，在陶侃幼年便早逝，母亲湛氏以纺织为生，独自将他抚养成人。孙吴灭亡后，陶家彻底沦为寒门，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西晋，这样的出身，几乎注定了一生沉沦下僚，永无出头之日。

魏晋的官场，是门阀的游乐场。名士们手持麈尾，口谈老庄，不屑于处理俗务，更看不起埋头做事的寒士。陶侃早年在县里做小吏，管的是鱼梁这种琐碎差事，他曾拿一坛腌鱼送给母亲，母亲湛氏却原封不动退回，附信斥责：“你身为官吏，拿公家的东西送我，非但不能让我开心，反而增加我的忧虑。”这封家书，刻进了陶侃的骨血里，成为他一生为官清廉、公私分明的底色。

母亲湛氏，是陶侃人生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导师。《世说新语》与《晋书》均记载，鄱阳孝廉范逵路过陶家，时值寒冬大雪，家中无米无柴，湛氏剪断自己的长发换米，劈碎屋柱当柴烧，铺好草席喂范逵的马匹，极尽礼数招待。范逵离去时，陶侃追送百里，范逵深受感动，问他是否愿意出仕，陶侃直言“欲之而无因”。

范逵回到洛阳后，向庐江太守张夔极力举荐，陶侃才得以步入仕途，这一年，他已经近三十岁，在平均寿命极短的魏晋，已是半生蹉跎。

初入官场的陶侃，没有任何靠山，只能靠“能做事、肯做事、做得好”立足。张夔的妻子生病，需要到数百里外的地方请医，同僚都推诿不前，唯有陶侃主动请行，说：“郡守如同君父，君父有难，臣子怎能不尽力？”这份赤诚与担当，让他在士族鄙夷的目光里，一步步站稳脚跟。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天下大乱，流民四起，荆州、扬州一带盗贼蜂起，陶侃临危受命，领兵平叛，展现出惊人的军事天赋。

他用兵，从不搞虚张声势，也不贪功冒进，稳扎稳打，料敌先机，每一战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当时的荆州刺史刘弘对他赞叹不已：“我当年为羊公（羊祜）参军，羊公说我日后会坐到他的位置；如今我看你，日后必定会继承我的位置。”刘弘的预言，很快便成了现实。

西晋灭亡，琅琊王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北方五胡乱华，南方则叛乱迭起，东晋政权刚一建立，便陷入风雨飘摇。此时的陶侃，已因平定荆州流民叛乱，成为江南举足轻重的军事将领，但他的寒门出身，依旧让他被琅琊王氏等门阀排挤。王导、王敦兄弟掌控朝政，王敦更是手握重兵，野心勃勃，视陶侃为心腹大患。

公元322年，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攻入建康，诛杀朝臣，东晋朝廷名存实亡。陶侃当时坐镇广州，远离权力中心，王敦忌惮他的兵力，想将他调任偏远的广州，实则削夺兵权。陶侃的部将纷纷劝他抗命，他却淡然领命，远赴广州。在广州的数年，是陶侃人生最清闲，也最隐忍的时光。

世人皆知魏晋名士好清谈、好饮酒、好服药，陶侃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每天清晨，将一百块砖搬到屋外，傍晚再搬回屋内，日复一日，从不间断。部下疑惑不解，他说：“我正在致力收复中原，倘若过分安逸，将来恐怕难以担当重任。”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陶侃运甓”，不是作秀，不是矫情，而是一个寒门将领，在门阀垄断、清谈成风的时代，对自己最严苛的磨砺，他从未忘记北方的故土，从未放弃匡扶晋室的初心。

除了运砖砺志，陶侃的“惜时”，更是流传千古的典故。他常对部下说：“大禹是圣人，尚且珍惜每一寸光阴；我们普通人，更应当珍惜每一分光阴。怎能安逸游乐、醉酒荒废？活着对时代无益，死后无名，这是自暴自弃！”有部下饮酒赌博荒废军务，他当场摔碎酒器、焚毁赌具，将赌具扔入江中，严厉责罚，自此军中再无人敢懈怠。

他对物资的珍惜，更是到了极致。造船时剩下的木屑、竹头，他全部命人收集起来，藏于仓库，众人都不解其意。后来元旦大雪，地面结冰湿滑，他命人将木屑铺在地上，防滑保暖；后来桓温伐蜀，需要大量竹钉造船，他又拿出当年收藏的竹头，刚好够用。小事见格局，细节见人品，陶侃的严谨、务实、不尚虚华，与魏晋名士的浮华奢靡，形成了天壤之别。

公元324年，王敦第二次叛乱，兵败身死，东晋朝廷终于想起远在广州的陶侃，将他调任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镇守长江上游。荆州是东晋的门户，上游安则江南安，陶侃的归来，让江南的民心、军心瞬间安定。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公元327年，历阳太守苏峻、豫州刺史祖约再次起兵反叛，叛军攻入建康，焚毁宫室，俘虏晋成帝，东晋迎来了建立以来最致命的危机。

当时的朝廷重臣，要么逃亡，要么投降，要么束手无策。温峤、庾亮等名士联名写信，推举陶侃为盟主，统领天下兵马平叛。陶侃起初因当年被庾亮排挤，心存芥蒂，不愿出兵，他的儿子陶瞻更是被苏峻叛军杀害，国仇家恨交织，他却能压下私怨，以大局为重。在母亲湛氏“以国为重”的教诲与温峤的再三恳请下，陶侃终于下定决心，焚桨起锚，顺江东下，奔赴国难。

这一年，陶侃已经六十九岁，在古代已是古稀高龄，却披甲上阵，亲临前线。平叛之战打得极为艰难，苏峻叛军骁勇善战，朝廷军队屡战屡败，粮草也即将耗尽。陶侃坐镇中枢，沉稳调度，他深知苏峻叛军虽勇，却粮草匮乏、人心不稳，于是采取以守为攻、断其粮道的策略，不与叛军硬碰硬，而是消耗其锐气。

关键时刻，陶侃亲自率军攻打叛军的重要据点石头城，在激战中，苏峻因醉酒轻敌，率数骑冲锋，被陶侃部将斩杀。叛军失去主帅，瞬间土崩瓦解，历时一年的苏峻之乱，终于被平定。建康光复，晋成帝复位，东晋政权得以延续。

这是陶侃第二次挽救东晋于危亡。战后，朝廷加封陶侃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都督八州军事，拜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权势达到顶峰。此时的陶侃，已是东晋最有权势的人，手握长江上游重兵，掌控天下半数兵马，若他想效仿王敦、桓玄篡位，易如反掌。

但陶侃终究是陶侃，他一生恪守臣节，从未有过半点异心。平叛之后，他没有居功自傲，没有入驻建康掌控朝政，而是主动返回荆州，继续镇守边疆，整顿吏治，劝课农桑，让荆州一带“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他治理地方，严禁奢靡，严惩贪腐，连官府的竹子、木材、粮草，都登记造册，分毫不敢私用；他对待百姓，宽厚仁慈，轻徭薄赋，让历经战乱的荆州，成为江南最安定的地区。

公元332年，陶侃再次率军北上，收复被后赵占据的襄阳、樊城，打通了东晋北伐的通道，这是东晋建立以来，少有的对北方政权的军事胜利。此时的陶侃，七十四岁，身体日渐衰老，他多次上书朝廷，请求辞官归乡，朝廷再三挽留，他都执意退让。

公元334年，陶侃病重，临终前，他将自己的军权、府库、粮草、兵器，全部登记造册，封存上锁，亲自交给朝廷使者，没有留下分毫给子孙，而后登船返回长沙，在途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