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 45 岁，身材丰满，在工地旁边开了个理发店

工地旁的剪刀手

嘿，坐吧，墙上挂钩自个儿找。我是红姐，四十五了，就这儿工地旁边开理发店，开了整整八年。

我这店啊，二十平米撑死了。镜子是从旧货市场淘的，边上有点锈，照人有点歪，但便宜。三把转椅，皮都裂了，拿透明胶带粘着。热水器时好时坏，天冷时候你得有耐心等。但来我这儿的人，没谁嫌弃。

我是丰满型，用我妈的话说，“喝凉水都长肉”。年轻时候为这个自卑过，现在？早不在乎了。在工地上干活的兄弟们说了：“红姐，你这身板好，看着就踏实，有福气！”

每天早上七点开门，卷闸门推上去哗啦啦响，整条街都听得见。隔壁是卖早点的王嫂，对面是五金店老李。我这儿没那些花里胡哨的店名，门口就贴了张红纸，毛笔写着“理发”，下雨天墨迹会晕开，得常换。

第一批客人永远是上早班的工人。六点半天还没亮透，他们就蹲在门口等了，安全帽放在脚边，工作服上沾着前一天的灰。进来也不多话，往椅子上一坐：“红姐，推短点，利索。”

我拿起推子，嗡嗡声在清晨格外清晰。他们的头发硬，常常夹杂着沙粒，推子有时候会卡住。我从不催，慢慢弄。镜子里的脸黝黑，眼角皱纹深得像刀刻，有些看着比我年轻，却显老。

“家里孩子上学了吧？”我常这样打开话头。

“嗯，老二今年中考。”老陈闭着眼说。

“成绩咋样？”

“还行，老师说能上县中。”他嘴角会微微扬起，尽管整张脸写满疲惫。

这就是我每天的开始。没有咖啡，没有音乐，只有推子的嗡嗡声，剪刀的咔嚓声，和断断续续的家常。

十点过后，工地上的机器声响起来了。我的小店在震动，镜子微微颤，热水瓶里的水起波纹。这时候，会有几个不赶工的过来，多是技术工，稍微讲究些。

“红姐，帮我修修鬓角。”小张才二十八，已经是钢筋工组长了。

“相亲用？”我打趣他。

他嘿嘿笑，有点不好意思：“周末见个姑娘。”

我给他仔细修着，边角收拾得板正。小伙子长得精神，就是晒得太黑。“见面时候穿件干净衬衫，蓝色显白。”

“哎，记住了红姐。”

我这儿剪头发，十五块。不染不烫，没那些项目。有工人说太便宜了，该涨涨价。我摇头：“你们流汗赚的钱，我这儿就出点手艺，够了。”

他们不知道，我男人前些年工伤走了，赔的那点钱，供儿子上完大学就差不多了。开这店最初是为了糊口，现在，倒成了我的念想。

中午最热闹。工人们端着饭盒过来，有的就蹲在我店门口吃。我烧一大壶开水放那儿，随便接。夏天煮绿豆汤，冬天泡红枣茶，不收钱。

“红姐，你这手艺咋学的？”新来的小伙子问。

“跟我妈学的。”我手上不停，给老李刮胡子，“她以前在国营理发店，我小时候就在店里玩儿，看着看着就会了。”

其实没说完。我妈那时候是店里的一把好手，后来店改制，她下岗了，在家哭了好几天。再后来在巷子口摆个椅子给人理发，直到手抖得拿不稳剪刀。我现在用的这套工具，有好几件是她的。

下午两三点，偶尔会有女人来。多是工人的家属，从老家来探亲的。她们要我剪短一点，“好打理，下地干活方便”。手粗糙，脸晒得红，和我一样的身材，一样实在。

王嫂有时候溜达过来，倚在门口：“红姐，你这整天站着，腰受得了吗？”

“惯了。”我说的是真话。四十五岁，腰是疼，腿是肿，晚上得泡热水。但看着镜子里的人一点点变精神，那种踏实感，比什么都强。

工地的生活我太熟悉了。谁家老人病了，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谁这个月工资寄回去多少。他们在我这儿剪头发，说的话比在工地上多。也许是因为我这店不光是理发店，像个中转站，连接着工地和家乡。

去年夏天特别热，四十度。我给店里添了台二手空调，虽然嗡嗡响像拖拉机，但凉快。工人们中午爱来这儿蹭会儿凉，有时候坐着就睡着了，打鼾声起伏。

我不叫醒他们。知道他们夜里可能加班赶工，知道板床硌人，知道梦里都是老家。

我也想过把店装修得好点，墙上贴点画，地上铺好瓷砖。但想想又算了。现在这样挺好，工人们进来不用换鞋，身上有灰也不怕弄脏什么。这种随意，是我们之间的默契。

儿子劝过我多次：“妈，别干了，我工作了，能养你。”

我每次都说好，却每天照样开门。他不知道，我需要这些剪刀推子的声音，需要镜子里的那些面孔，需要清晨的第一声“红姐”。

有个老顾客，老赵，五十七了，还在绑钢筋。每次来都说：“红姐，等我六十退休，就不来啦。”

“回老家？”

“嗯，种地，带孙子。”他眼里有光。

上个月他来，我照例给他推短。推着推着，发现他后脑勺有块疤，新的。

“咋弄的？”

“没事，磕了下。”他轻描淡写。

后来听别人说，是高空掉下个小东西，幸亏他戴了安全帽。

那天我给他多推了几分钟，推得特别仔细。结束时候，他照照镜子：“红姐，今天这头理得精神。”

“下次小心点。”我说。

他点点头，没说话。出门时候，夕阳正好照进来，把他花白的发茬染成金色。

四十五岁，身材丰满，在工地旁开理发店。这身份标签贴出去，大概能想象出个粗糙画面。但生活不是标签，是每天早上的卷闸门声，是推子卡住时的轻拍，是热水器的嗡鸣，是那些断断续续的家常话。

我这儿不卖卡，不推销，不说什么“设计造型”。就是实实在在，把过长的剪短，把凌乱的修齐。就像日子，太长了熬人，就一段段过；太乱了烦心，就一件件理。

晚上收工最晚的是我。等最后一个加班的工人走出工地大门，我才拉下卷闸门。咔嚓一声，一天结束。

街灯亮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回头看，那张红纸上的“理发”两个字微微反光。明天墨迹可能又会晕开，没关系，我再写一张。

这双手不再纤细，剪不了什么时尚发型。但这双手记得每个常客的习惯，记得谁的后颈有个痣要避开，谁的鬓角要留长一点，谁怕痒，刮胡子时要格外轻。

工地旁的小理发店，不大，不亮堂，不时尚。

但在这里，每个进来的人，走出去时，都稍微精神了一点。

这就够了，对我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