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免掉副总长职务，以为要退休：谁料又受重用，级别越来越高

1914年，湖南平江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添了个儿子，父母为他起名叫“张见生”，因为家里穷，只盼着孩子能好好活下来。

可他刚刚出生，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实在没有办法抚养家里的几个孩子，只能忍痛将小见生送给别人家抚养。就算是这样，张见生也还是十分热爱学习，有一次他读到了岳飞的故事，心生敬佩，又因为岳飞孩子们的名字都是雨字头的，于是就给自己改名叫做“张震”。

从这以后，张震就立下了保家卫国的远大志向。

1926年，红军到了平江，打跑地主分了田，家里的锅里终于能煮上带米的粥。

12岁的张震跑去报名参军，却被招兵的同志劝了回去：“太小了，枪都端不稳，先去童子团吧。”他没闹脾气，跟着童子团贴标语、传消息，每次站在高台上喊“打倒土豪劣绅”，嗓子喊哑了也不肯下来。

两年后，他跟着大人们参加“平江扑城”，手里攥着木棍，跟着队伍往前冲，虽没真刀真枪打仗，却把“不怕死”的劲头刻进了骨子里。

1930 年，16岁的张震终于如愿入党，跟着红五军四处征战。第一次上战场是打长沙，他带着宣传队冲在后面，见战士们往前冲，他也跟着喊“冲啊”，子弹擦着耳边飞过，他没躲。战后，战友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小子，胆儿真肥。”

后来中央苏区反“围剿”，他被炸弹震伤，躺在后方医院里，听着前线的炮声睡不着。某天夜里，战友黄立诚摸黑进来：“部队要转移，你走不走？”他裹着绷带就爬起来：“走，死也不落下。”

长征路上的苦，他记了一辈子。过湘江时，他跟着队伍连夜渡江，江水没过膝盖，冷得刺骨，但他始终咬着牙没掉队。到了陕北，他进了抗大，听毛主席讲辩证法，听朱总司令讲战术，小本子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他后来跟人说：“以前打仗靠胆儿，到了抗大才知道，打仗还得靠脑子。”

抗战爆发后，张震被派到河南打游击。豫东的玉米地成了天然屏障，他带着队伍白天藏起来，夜里摸鬼子的据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1940年板桥集一战，他干了件轰动的事：用步枪打下了日军的低空飞机。

那天，鬼子的飞机贴着房顶飞，机枪扫得尘土飞扬，他盯着飞机的轨迹，喊着“瞄准机翼”，几支步枪一起开火，飞机冒着黑烟栽了下来。战后，战士们围着他欢呼，他却说：“是大家配合得好，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到了解放战争，张震遇上了粟裕。1946年，他调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跟着粟裕打朝阳集、涟水、宿北，每一场仗都打得扎实。后来华野整编，几位首长商量他的去向，有人想让他去苏北，有人想让他去山东，粟裕却说：“我这儿缺个参谋长，张震来最合适。”

他当参谋长时，把“细”字做到了极致。豫东战役前，他带着参谋们把战场地图翻了又翻，连哪条河能架桥、哪个村子能藏兵都标得清清楚楚。粟裕常说：“有张震在，我放心。”

淮海战役时，他跟着粟裕在指挥所里熬了几天几夜，粮食不够，就啃干粮；眼睛熬红了，就用凉水洗把脸。有次参谋报数据报错了，他当场指出来，随后又拍着人家的肩膀说：“打仗的事，差一点都不行，下次仔细点。”

1953年，他右臂总隐隐作痛，去医院检查才发现，里面还留着一颗抗战时的子弹。医生把子弹取出来，他攥在手里看了半天，后来把子弹交给儿子：“留着，让孩子们知道，今天的太平日子是怎么来的。”

同年，他去了朝鲜战场，跟着志愿军打后期的硬仗，利用地形打伏击，用小股部队牵制敌人，硬是把战线稳住了。

1955年授衔，张震成了开国中将，那年他才41岁。

新中国成立后，张震被派去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这所学院是刘伯承元帅创办的，他接手时，心里还有些忐忑：“我是打仗的，能教好书吗？”可他没打退堂鼓，每天早早就到学院，翻教材、听讲课，遇到不懂的就找老教授请教。

他讲课不搞花架子，总把自己的战场经历揉进去。有次学员提意见，说教材太老，跟不上新时代，他立马组织人改教材，白天开会讨论，晚上自己熬夜写提纲，几个月就拿出了新教材。

1980 年，他调任副总参谋长，干了5年，到1985年开春，总参那边传来消息，他的职务被免了。

71岁的年纪，也该退休了，他心里松了口气，想着：“也挺好，终于能歇下来，陪老伴儿、看孙子了。”他老伴马龄松早盼着他退休，那天还特意做了他爱吃的菜，笑着说：“你呀，总算能把心放回肚子里了，以后咱们去湖南老家钓钓鱼。”

可没等他把退休后的日子规划好，4月3日那天，杨尚昆就找上门了。一进门，杨尚昆就说：“老张，有件事得找你，国家要建国防大学，把军事、政治、后勤三所学院合并，这摊子事，也就你能挑起来。”

张震愣了半天，他看着杨尚昆，又回头看了看厨房里忙活的老伴，心里有些不是滋味。马龄松听见动静出来，知道事儿后，眼圈红了：“你都70多了，身体能扛住吗？咱们就不能过几天安生日子？”他握着老伴的手，没说话，心里却明白，军人的命，从来由不得自己。

第2天，他就去见了萧克、刘志坚几位老同事。萧克是军事学院的老领导，刘志坚管过政治学院，一开始两人对合并还有顾虑，张震就跟他们说：“合并不是拆家，是为了让部队有更好的学校，咱们得为后人着想。”

他提议按年龄轮流交棒，不搞“一刀切”，尊重每所学院的历史，几个人聊了半天，终于达成了共识。

1986年初，国防大学正式挂牌。那天，张震穿着军装，从杨尚昆手里接过军旗，站在操场上，看着学员们整齐的队伍，突然想起了自己当年参军的样子。他在全校大会上说：

“咱们办大学，不是为了搞排场，是为了教出能打仗的干部，以后的仗，要靠脑子打，不是靠蛮干。”

他当校长那几年，每天都要去校园里转一转，看看教室的灯亮不亮，问问学员的伙食怎么样。有次他去学员宿舍，发现窗户漏风，立马让人修；学员反映课程太杂，他就调整课程设置，突出“现代战争”“信息化”，还请了经贸领域的专家来讲课。

1988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了为数不多两次授衔的开国将军。有人跟他道喜，他说：“这军衔不是给我的，是给国防大学的，是给所有教书的、学习的同志的。”

1990年，和张震搭档的国防大学政委李德生退休了。73岁的张震也写了退休申请，可组织上没批，说：“学校刚走上正轨，你不能走”。他没办法，只能接着干，成了当时大军区正职里年龄最大的将领。

1992年春天，军委开扩大会议，他又提了退休的事，还把这些年的工作捋了一遍，说：“现在部队要搞现代化，得让年轻人上来挑担子”。

可没等他收到答复，邓公就找他谈了话。邓公握着他的手说：“老张，你比我小，身体还硬朗，再干一届，帮年轻人搭把手。”

没过多久，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消息传来，马龄松又喜又忧：“你都78了，还能扛住这么重的担子吗？”他笑着说：“组织信任我，我不能撂挑子，再说，我还能帮年轻人把把关。”

任副主席那几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军队改革上。当时部队正搞“合成化”，他带着人去各大军区调研，看部队怎么整合、怎么训练。有次去基层部队，他见战士们还在练老战术，就说：“现在打仗不一样了，得练联合作战，得懂信息化，不能再用老办法了。”

他还推动选拔年轻干部，张万年、迟浩田这些后来的将领，都是在他的推荐下进入军委的。

他常说：“我是个老兵，能做的就是把担子稳稳地交给年轻人。”

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后，年轻将领陆续进入军委，他才松了口气，又提了退休申请。2年后，在党的十五大上，他才正式退休，那年张震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