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辉：我第一次听到崔健《一无所有》的时候

【编者按】

刘卓辉是香港著名填词人，曾为Beyond、张学友、陈奕迅等众多歌手创作了歌词，如《大地》《情人》《岁月如歌》等。新书《岁月如歌：谁伴我闯荡》是一部随笔集，收录了刘卓辉自1980年代以来创作的诸多文章，有对罗大佑、苏芮、齐豫等人的专访，也有与Beyond乐队、崔健等人的交往记忆。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刘卓辉

我第一次听到《一无所有》是在一九八六年年底。

我当时在广东佛山一家磁带加工厂附属的小型录音部门做制作统筹。我们有个很小的录音棚，只有16轨的调音台，而当年大部分内地录音棚已经用上24轨了。但是，我们的出品却以录音质量高而闻名全国。很多慕名而来的人看到那个设备简陋的录音棚都吓了一跳。这都是香港来的录音师阿德的功劳。他后来回香港加入大唱片公司做制作人，监制了很多巨星的唱片，也抽空帮我到广州和北京录过常宽、艾敬和陈劲的专辑。

有一天阿德特意叫我去录音棚里听歌，他把开盘母带放上，歌曲前奏已经与众不同。“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我感觉很震惊，内地竟然有这样的音乐，但是我当时对崔健还是一无所知。后来，用崔健的一张毫无“包装”的照片做磁带封面的《一无所有》拼盘，在我们工厂加工生产后上市，里面还有崔健另一首像说唱的歌曲《不是我不明白》。

之后，我又买到了一盒他更早期的录音，风格很简朴的民谣专辑《新潮》。大部分是崔健作曲，黄小茂作词。多年后听黄小茂说他们两个人是跑到天津去录音的。

一九八七年元旦，我离开佛山回香港做自由职业者，也算失业。那时候，每一个喜欢摇滚的朋友，我都向他们推荐崔健的这两首歌，就像我发现新大陆一样引以为豪。

1998年12月，崔健在成都的摇滚演唱会上。视觉中国 图

一九八八年到北京，开始听到有几家台湾大公司在争夺《一无所有》专辑的港台发行权，最后竟然落在新成立的可登唱片手上。一九八九年初，《一无所有》开始在香港宣传，但反响不是很大。三月我进入香港贝塔斯曼（BMG）唱片公司的中国部工作，无论是从商业还是音乐的角度考虑，我都觉得应该让《新潮》也趁着这个机会在港台发行，于是跑去深圳跟制作《新潮》的音像出版社商量，很快就以低价签了转让合同。深圳那家出版社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干吗会有个香港小伙送钱来给他们，买一个连母带都找不到的专辑的版权，而我们转头已将其又转手卖给因抢不到《一无所有》专辑港台发行权而失落的滚石唱片了。

不过，我也不比出版社的人聪明多少。我后来就很后悔为什么不自己出钱买，一个月的工夫就能赚到十几万港币的差价。

虽然轻易买到了《新潮》的母带版权，但我心里清楚出版社是不会分钱给崔健本人的，所以我想找崔健等人再签一下那些词曲的代理合约，希望他们能从这部分得到应有的报酬。

不记得怎样查到崔健家里的电话，给他打过去，他说他很快会到香港做宣传，会在深圳停留一夜，约我在深圳见面。

那天下午，我到深圳新都饭店入住，先给在深圳工作的香港朋友钟宜泰打电话，他也是著名乐评人，听到我约了崔健，马上就跑来找我。

我往崔健的房间打电话，他接后一个人到我房间里跟我们两个见面。合约的事三言两语就谈完了，崔健说他已经答应把词曲版权签给别的公司了。我是白走一趟，我朋友却拥有了一张合照。

往后几年，我与崔健在香港、广州、北京常常能碰到面。在移居香港的钢琴家刘诗昆请客的晚宴上；在当年北京摇滚圣地马克西姆餐厅的崔健演出活动上；在我北京朋友“黑子”王彦军主办的一九九一年崔健广州演唱会上（我包销了一百多张门票卖给香港朋友）；在一九九一年春节我专程带朋友到北京首都体育馆观看的崔健演唱会上；在他用作乐队排练的仓库里；在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东京和大阪他与艾敬几次同台演出的时候；在香港演唱会后的庆功宴上，以及前几年他在香港出演某舞台剧时的后台……不认真去想也没发现我看过最多场次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原来是崔健。

认识崔健的头两年，他比较平易近人，后来很长时间内觉得他变得很自我保护，让人无法接近，但近年喜见他戴上帽子后又恢复轻松的状态，尤其是愿意面对媒体而又不怕媒体。

我十几年前问过一次崔健能不能帮忙做制作人，他说除了何勇的，谁的他都不想做。但当我投资做何勇的录音时，何勇又不太愿意由崔健来做。

上一回见到崔健已经是二〇〇一年纽约发生“9·11”事件的前夕了，在艾敬的生日会上。那晚第一次听到他提起反对假唱，我问要反对为什么不一起反对假弹。我们的讨论还没有得出结论，他就匆匆走了。

我很佩服他敢一直高调呼吁反对假唱。除了崔健，还有谁能做到？

《岁月如歌：谁伴我闯荡》，刘卓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来源：刘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