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不是共和的开始

外国漫画中的慈禧与光绪帝。

来源：豆瓣 作者：佚名

张晨怡在《帝国的终结》(中华书局2010年6月版 )的结语中说，1912年的巨变，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的转折点，它至少是两个历史力量合力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个转折同时是匆忙和不成熟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在政治准备上的不充分，更体现在国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矛盾和含混。

而在这前后，无论是袁世凯的逆潮流运动，逊帝溥仪心目中滋生的复辟理想，章太炎的“排满”与“光复”思想，张謇的实业救国与宪政思想，秋瑾的铁血主义与游侠心态，还是王国维的于乱世延续传统文化命脉的抱负，都从不同的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正因如此，中国这艘体积庞大的“将沉之船”，在驶向宪政共和彼岸的途中，不仅要面对来自洋面的“风雨飘渺”，更要承受来自海底的暗礁。它告诉世人，中国的共和之路是险象环生的，而推翻一个旧有的社会体制固然不易，建设一个新的成熟社会却更加艰难和漫长。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清帝退位的诏书。表面上看起来，清帝的逊位结束了清王朝268年的统治，也让束缚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之久的皇权专制寿终正寝。然而，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革命的果实就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手中旁落到了“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手中。此后，袁世凯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排挤革命党人，巩固自己的权力，一步一步走向复辟，最后虽然只当了80多天的皇帝，但大家希冀的共和，却被他的皇帝梦踩到了历史的深渊。后袁世凯时代的中国，随着之前宋教仁被刺、孙中山的相继凋零，中国的宪政共和便越发显得诡谲了。

过去，在谈论共和为何在中国失败时，我们的史家似乎更愿意将责任归结于“窃国”的袁世凯身上。我们曾咬牙切齿地说，当历史选中了袁世凯，让他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成了宠儿，他曾经有成为华盛顿一样的伟人的最好机会，但他却倒行逆施，搞起了复辟，最终落下一个“窃国贼”这样的千古骂名。固然，这里面有袁氏的野心，也有一时未能消解的旧势力的推波助澜，但在阅读张晨怡的这本《帝国的终结》时，我却发现了导致共和失败的另外的蛛丝马迹，这些因素就犹如暗藏海底的暗礁。当共和之舟迎头撞上时，这些暗礁给了它致命的一击。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些“暗礁”并非来自革命党的敌人满清贵族，也不是来自窃国的袁世凯集团，而是来自革命党自身。反观漫长的中国历史，帝制传统源远流长。虽然辛亥革命打破了这种传统，让民主共和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但是在此过程中，革命党人表现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强人政治”的热衷，以及对共和理解的不成熟，却让宪政民主成了昙花一现的悲凉景色。

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实现承诺辞职，并推举袁世凯，其时，就连他在就职宣誓词中所规定的解职条件也没有完全达到。针对孙中山辞职并推举袁世凯一事，《汉民日报》就曾经在1912年1月27日发表评论：“总统非皇帝。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以总统与己。……盖总统非皇帝，诚不可以一二人预为授受也。”这则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革命党人以及孙中山对共和的无知，以及自我践踏宪政制度的不当行为。

当然，孙中山拱手让出总统之位，有其时的形势所逼，但除此之外，与他对袁世凯这个“政治强人”抱有幻想也不无关系。1911年11月16日，孙中山在欧洲起程回国前夕，致电《民立报》表示：“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黎元洪)。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也就是说，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他已经有了支持袁世凯领导政府统治全国的思想。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不久，他甚至还乐观地认为：“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数百万，其时予所办之铁路二十万里亦成，收入每年有八万万，庶可与各国相见。”

对袁氏抱有幻想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就在他从法国坐船回国的路上，出于对袁世凯的幻想，在外国势力的调解之下，光复的各地代表已经在汉口英国租界的会议上达成“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正式协议。在这些革命党人看来，以为清帝退位就算革命成功了，其他便无关紧要了。至于以后选举谁来掌握革命的政权，无论是黎元洪、孙中山，还是袁世凯，这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汉人，并且宣誓赞同共和，就算是“建立民国”了。而回看辛亥革命，“排满革命”既是触发这场革命的重要因素，也是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任务。

事实上，清末后期不断涌现的革命团体，比如在革命前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光复会，它们并没有非常成熟的政治纲领，而且活动范围狭小，组织涣散，并且带有鲜明的地域和帮会色彩。就连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同盟会，也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1908年8月，在日本东京部分同盟会员就照绿林开堂的办法成立了共进会。为了联络会党，共进会的内部也用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并有山水堂香等名目。可以说，在革命党内部，江湖组织和秘密会党的色彩并没有彻底消失，这也造成了革命党内部的相互倾轧。

1912年1月13日，从上海法租界的广德医院里忽然传来了一阵枪响。随后，从医院很低的围墙内，迅速跳出来两个黑影。他们逃得很快，转眼就不知去向了，留下的，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死者不是别人，正是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而行凶者一个是刚刚投机革命的蒋介石，一个是光复会叛徒，原为江湖强盗的王竹卿，而其背后的主使人就是民国政府沪上都督陈其美。随后，这年的5月初，光复会重要骨干广东汕头民军司令许雪秋、陈芸生又被陈炯明派人在汕头捕杀。应该说，革命党内部的这种内讧，大大挫伤了众多革命者的士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革命的最终失败。

也许正如张晨怡所说，1912年的巨变，这个转折并非像之前革命者想象的那么彻底，而转折之后的道路也并非如他们曾经想象的那么美妙。因此，这段时间内的所有历史现象，都不能看作偶然的个人现象，而应被视为复杂的群体力量推动的产物，当中也包括革命者自身的局限性。简言之，共和的失败，是此前很多历史因素的结果，随着历史的进步，一些因素消失了，另外一些因素却像“暗礁”一样继续存在着，并且将影响此后的中国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