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盛夏,北京的清晨还带着微凉。六十三岁的曾志拎着那只洗到发白的粗布菜袋,从万寿路的小院里快步走出——她要赶头班车去菜市。对面邻居看她提着空袋子,忍不住提醒:“曾老,公交可不好挤,您等等司机师傅。”她摆摆手,笑得爽朗:“挤不进去就等下一趟嘛。”说罢,脚步不停。对很多周围的年轻人来说,这位头发花白、腰板笔直的老太太无非是个普通退休居民,没人想到她曾在井冈山举枪、在长征路上拼命,也没人知道她手上那几道深色的枪疤来自何处。
曾志性子利落,买完菜回到家,先把时令青菜分门别类洗净,再把布袋晾在窗台。台历上,她用铅笔写下明天的出行计划:上午三里河开会,下午去百货大楼给外孙女挑书包。她的子女劝她少折腾,“老娘,您已过花甲,就在家歇歇。”劝不动。她回答得干脆:“人闲了,骨头就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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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对“特权”二字向来敏感。组织按规定给她配车,她却坚持乘公交。要出远门,也只买硬座。1983年,她从北戴河度假返京,一张普快车票夹在日记本里——这是她的“例牌”。出发那天阳光刺眼,站台嘈杂。她按票面号码找到座位,把小行李塞到座椅底下,掏出一本线装《红楼梦》舒舒服服地坐好。列车还没启动,一拨扎着彩色头巾的年轻人呼啦啦涌进车厢,手里提着录音机,正放着迪斯科舞曲。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高个男孩看见曾志,眉头一挑:“老太太,我们几个人想坐一起,给换个位子呗。”语气算不上客气,却也不算恶意。曾志抬头看了看票根,又看看对方,“对号入座,是规矩啊。”她没有点头。
没想到,对方没有再求,而是干脆让伙伴们团团坐在狭窄的过道里。火车启动的瞬间,一阵推搡,几双胳膊搭在一起,说说笑笑,甚至有人毫不在意地揽住女伴的肩膀。车厢里的空气掺着汗味、矿泉水味,还有年轻的嚣张。曾志低下头,眼睛盯着书,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她想再劝,可看着几个年轻人毫无顾忌的亲昵举动,又觉开口显得多此一举。那男孩突然大声嚷道:“老太太,你现在要换我们可不答应喽!”说罢爆发一阵哄笑。车窗外的庄稼地飞速倒退,时间却像被固定住。三个多小时,她把目光锁在书页与车窗缝隙之间,后来回想起这段路,只说了一句:“那会儿,我都不好意思抬头。”
曾志的“抠门”在家里出名。餐桌上的格子桌布破了洞,她没有扔,而是剪掉破损部分,把剩余两侧细细锁边,再重新拼接,越用越短,终究还能遮住桌面。陶斯亮带着一位台湾朋友来串门,对方被案头那条补丁桌布怔住,忍不住惊叹:“想不到,你们这么过日子!”曾志没接茬,只把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茶叶也是新泡的,你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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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并非刻意表演。1978年,她在工人体育馆参加一次老战友聚会,散场时人多混乱,她把自家穿了十几年的呢大衣随手搭在椅背上,等回头去拿已不见踪影。工作人员提出赔一件新的,她谢绝:“丢了就丢了,衣服总有寿命,不必兴师动众。”这话传开,很多老同志心里都发酸:一个当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老红军,居然连件新衣服都不肯要。
关于公交车那次意外,久居北京的人都知道旧时公共交通的“凶猛”。1981年4月的一个清晨,曾志提着布包挤上永定路方向的车。车门合拢那一刻,她头顶正好被夹,司机没听见惊呼,车辆仍向前蠕动,车厢里有人狂拍玻璃:“师傅,有人卡着!”门再次打开,她的额角已青一块,医院诊断为轻度脑震荡。陶斯亮赶来,看母亲缠着纱布还习惯性地去摸那只布包,忍不住落泪。曾志反倒安慰道:“没断气就好,战场上子弹都没要命,何况车门。”
这些小插曲在她眼里都不值一提。真正让她牵挂的,是革命年代留下的伙伴和被牺牲的同志。她有一本牛皮纸封皮的通讯录,每一页都写满名字和出生年、牺牲年。夜深人静,她会对着那些年份默念,脸上没有泪,却有凝固的思念。她常说:“人活着,总得对得起还在路上的人。”于是,能不给组织添麻烦就不添麻烦,能省一分钱就当替烈士守家。有人评价这是过时的节俭,她不辩解,也不需要被理解。
老伴早逝,子女各有工作。曾志的生活自有节奏。她喜欢清晨巡访菜摊,与小贩讨价还价的声音成了附近居民熟悉的日常。一次,她为两毛钱跟摊主抬杠,旁边人认出她的身份,拉住摊主耳语几句。摊主愣了愣,把菜递给曾志:“大娘,别找了,就这价。”她却硬是把零钱塞回去,只留下自己计算好的数目:“价该多少就多少,别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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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到再次从机关离职,她手里的权力说大不大,却也能让一家人过得轻省。然而,曾志坚持一条底线:公共资源只为公事。她细化到连一次探亲火车票也要自掏腰包。90年代初,北京国贸刚开业,有战友想请她去尝鲜。她摇头:“那地方的咖啡一小杯顶我一个月油盐钱,算了吧。”
1997年冬,她在家门口的长椅上晒太阳。小区物业给每户张贴通知,说要统一更换水管收费。别人埋怨价高,她却主动报名:“公共设施不能耽误。”三天后,工人上门,发现她家的厨房管道仍是五十年代的老铸铁管,锈迹斑斑。工头问:“您当过多年领导咋不早换?”曾志嘿嘿一笑:“能用就行。”那语气,与当年井冈山的“有衣同穿,有饭同吃”如出一辙。
很多年后,一位与她同坐那趟火车的中年乘客偶然提起往事:“那老太太一句嗔怪都没有,安安静静捧着书,年轻人闹腾得越厉害,她越沉默。”这短短一幕,恰好折射出她一生的行事原则——用行动说话,不靠声音取胜。她没想着教育谁,更没闲工夫发火,依然把眼神落在书页与窗外交替的光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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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曾志因病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病房里依旧规整:一个小水杯、一把梳子、一叠报纸。护士悄悄说:“这么省,可是她当年握过枪的呀。”那年九月,她在睡梦中平静离世。家属整理遗物时,师部发给她的老式呢制服、补丁桌布、那只布菜袋,都在。岁月把颜色磨淡,却未抹去布面上的坚韧纹理。
回顾她晚年的点滴,不难发现一句贯穿始终的话——“别麻烦组织”。或许正是这股子劲儿,让她在北戴河返京的列车上遭遇尴尬,仍坚持守着自己的座位;让她在公交车门夹住头却不声张索赔;也让她在家中拿针线对着桌布一针一线缝补。曾志用余生证明:节俭不是口号,而是一辈子的选择;规矩不是约束,而是信念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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