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28日傍晚,湘江水面闪着微光,毛主席乘车返回住地之前,突然停步,轻声问身旁的省委同志:“刘春泉到哪里去了?”一句寻常发问,夹着几分挂念,也让在场干部迅速忙碌起来。戏台上的那抹胡子生,显然仍在老人家心头。
省里当天连夜派车赶赴湘剧院。工作人员听完来意,有人忍不住咂舌:“九年没上台的人,主席还记得?”电话另一端,刘春泉沉默两秒,答得爽快:“行,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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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得从二十年前说起。1956年春,长沙市湘剧团北上巡演,在怀仁堂压轴献上《六郎斩子》。杨延昭一亮相,观众席第一排便传来轻轻的节奏声——毛主席右手轻击左掌。结束谢幕时,他向李维汉侧身低语:“那个小生,是男孩吗?”得知是女演员,主席乐了:“还是老乡呀。”那夜的掌声,后来成了刘春泉回忆中最响的鼓点。
再往前倒十多载,刘春泉的日子并不好过。1931年4月,她出生在江西一个跑码头的小戏班。父母唱戏糊口,身份卑微。两岁登台跑龙套,她一点都不怯。可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戏班常被驱赶,父亲带着全家辗转湖南、江西之间。赌债、饥荒、逃难,层层过去,留下的只有一副好嗓子和练功时磨出的老茧。
父亲既不愿女儿当“戏子”,又舍不得这天赋。四岁那年,一个娃娃生临时撂挑子,刘春泉自告奋勇:“给口肉包子,我就上。”唱得有板有眼,戏班才算保住票房。父亲从此下狠心教她,规矩极严:观众若少喊一次“好”,后台棍子便落下。棍影之间,刘春泉嗓音越练越亮,身段也越发干净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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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田汉途经长沙,连看三场。散戏后,他拉着刘春泉在后台聊了半小时,只留一句提醒:“好嗓子别一次使光。”这位大剧作家的话像钉子,钉进她后来的气息训练里。
新中国成立后,湘剧迎来春天。1958年秋,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刘春泉再演《六郎斩子》,毛主席二刷仍意犹未尽,点名加看《卢俊义上梁山》。年底,主席回湖南,在省委小礼堂的舞会上,她清唱了一段《胡迪骂阎》。老人在台下笑着击掌:“下回回长沙,我还看你的戏。”台上台下,一个眼神就算是约定。
1966年春,她与编剧黄湖结婚。没想到随后风云突变,舞台灯暗,刘春泉被调往内勤。她自认艺途已至低谷,却没抱怨,白天抄乐谱,夜里练气,嗓子不能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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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74年那一个电话,她才敢答“行”。三天后,红色剧场灯光再亮,《生死牌》《玉麒麟》《六郎斩子》轮番上演。毛主席因身体原因未能亲临,省委摄制组把影像送进北京。老人家看完笑说:“虽观旧居,如阅新篇。”
人们只看见舞台上那抹潇洒的髯口,却少有人知道后台的艰辛。为保住高位假声,她常用淡盐水含在口里,一遍遍压喉。冬夜窗纸被哈气冻成冰花,她还在踢腿、舒腰,大汗淋漓才收场。她嘴上常挂一句玩笑:“唱生角,先得哄住这副嗓子,不听话就灌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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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李白戏权贵》在全国文艺调演引发关注,报章评论说“湘剧有了新的黄金段落”。有人问她成功秘诀,她摆摆手:“田汉先生那句‘别一次使光’,我记到现在。”
回头看,刘春泉的一生和毛主席的三十年南来北往互有交集:1956年的怀仁堂,1958年的武汉,1959年的北京,1974年的长沙,多点连线,串起中国戏曲变革的缩影。主席欣赏她的胡子生,更欣赏那份不骄不躁的劲头;她敬重主席的知遇,更珍视舞台的那束光。
2012年7月15日清晨,她在长沙逝世,享年八十三岁。消息传出,湘剧院门口的老票友站成一排,低声议论:“毛主席念叨过的人,走了。”戏台空了,可《六郎斩子》的锣鼓点、杨延昭的亮相、水袖划出弧线的呼声,还在许多人的耳边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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