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病逝前叫来任弼时、贺龙：我死后，你们一定要跟着毛主席走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破晓时分，延安王家坪的军委作战室收到一封加急电报：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关向应在兴县病逝。电报只有寥寥数十字，却像沉雷击中窑洞，一时间鸦雀无声。警卫员事后回忆，当晚毛泽东在灯下沉思良久，台历翻到“七月二十二日”也没察觉。

消息传到晋绥前线，贺龙掀开帘子猛地起身，几步就抓起电话，低哑着嗓子对李井泉说：“通知各部，下午悼念！”他把听筒放回去，转身却红了眼圈。十五年并肩的战友说走就走，让这位素以豪胆闻名的老总，生平第一次在部队面前洒泪。

关向应究竟有多重要？在红二方面军，一提起指挥员，人们想到贺龙；一说到“定海神针”，大家异口同声指向关向应。湘鄂西根据地当年刚刚粉墨登场，外有敌军围剿，内有分裂暗流，靠的正是关向应那副又硬又细的肩膀，才稳住了阵脚。

一九三二年春，他从上海秘密转道汉口，到达洪湖苏区，年仅二十七岁。彼时的他，是留苏归来的中央军委常委，苏联式的作战条令倒背如流。更可贵的，是他的通透：群众饭桌上蹲过地，前方战壕里趴过夜。不少老洪湖赤卫队员说，这年轻政委没有架子，跟着他打仗心里不发毛。

湘鄂西少不了一把快刀——贺龙；可也需要一颗稳心——关向应。两人性格迥异，却相互成就。贺龙冲锋在前，遇到政治难题就推给“老关”；关向应审时度势，碰见险局总能用一句“别慌，我们先听听中央咋说”让全军心安。有人打趣：“一路二龙戏珠，只是那珠子是中央路线。”一句话点破默契。

红六军团长萧克曾感叹：“二方面军里，论军事我服贺老总，论威信我服关政委。”后来的历史佐证了这番话。一九三五年底长征途中，张国焘南下令甫一传来，关向应当场顶住压力，收缴《干部必读》。他私下同任弼时交底：“走错一步，全军覆没，必须跟毛主席。”

有意思的是，关向应那时与毛泽东相识不深，却对延安来电字字必行。任弼时笑他：“老关，你这倒像在陕北长大的。”关向应只回一句：“大河向东流，总得找对方向。”这段对话后来在干部中口口相传，成了抵御分裂思潮的定心丸。

正因为此，红二方面军北上后，中央把改编成的一二〇师政委一职交给了关向应。三大主力师里，聂荣臻、罗荣桓皆是“准元帅”，关向应的分量可见一斑。抗战爆发，他跟贺龙挥师晋西北，白手起家，三年打下“左权以西、汾河以北”的天地。晋绥根据地粮秣紧缺，他把仅有的一床棉被送给伤员，自己披破棉袄过冬。老百姓说：“关头儿是咱的贴心人。”

然而病魔无情。四四年初，他因结核住进延安中央医院，体重不到九十斤。廖汉生与贺炳炎前来探望，关向应的声音几不可闻：“鸟儿翅硬了，该单飞。”随后又嘱托：“脾气要压住，同志要帮带！”两位悍将含泪允诺。短短闲谈，透露的却是对未来胜利的笃定。

住院期间，他常看文件到深夜。医护劝他休息，他摆手：“前线不等人呐。”夏夜的油灯映着他凹陷的双颊，屋外知了声声，却留不住他日渐稀薄的呼吸。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他突然招手示意：“请贺老总和任老快来。”两人匆匆赶到床前，只听他断断续续道：“我走了，你们要跟主席走……别让队伍散了。”说完，双眼缓缓阖上。

晋绥追悼大会那天，青峁上的松涛似在哭泣。贺龙开篇念道：“十五载并肩，今成永诀。”声音转瞬哽咽，接下来只能由李井泉接替。战士们把写有“向应同志不死”的悼词插在松枝间，风一吹，黑白绸带猎猎作响，密林像在行注目礼。

毛泽东挽联当天飞抵：“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有人注意到，“为党为国”四字苍劲跳跃，似在替那些未竟的征程立下注脚。几个月后，延安又收到了关向应的遗书，每一句都重复着同一要义：听中央的话，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时人或许想象不到，如果他能熬过那场病，之后的解放战争、建国大业中，还会留有怎样的篇章。六十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位早逝的政委：“若向应在，他还能做许多事。”短短一句，分量沉甸甸。

历史并不假设，可它会铭记。放眼红二方面军的序列，贺龙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任弼时跻身五大书记，许光达佩上大将军衔，萧克成为上将，而那位始终躲在指挥所记日记、在战壕里替部下写家书的关向应，却把生命定格在三十六岁。有人说他是红军史上最得人心却最容易被忘记的将星，或许并不为过。

然而，衡量功业的不止是官阶。晋绥大地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段歌谣：“山高路远人心齐，洪流滚滚有向应。”这足以说明，真正的重量藏在群众的记忆中。今天读到那份遗书，“永远跟随毛主席”的嘱托仍在，字迹早已泛黄，信念却像关向应当年的目光一样，明亮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