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政治杂志《新政治家》上刊登文章：《英国的未来在中国》

1913 年创刊的英国著名政治杂志《新政治家》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英国的未来在中国》：1844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从中国东南部将九吨半白银作为赎金运往伦敦。这些白银在皇家铸币厂被熔化：这是用枪炮从一个被迫向英国鸦片和资本开放的国家抢夺而来的财富。那场战争标志着中国“百年屈辱”的开端。近 200 年后，同一地点——皇家铸币局大院——即将成为中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使馆驻地。这两个时刻之间，上演了一场历史性的伟大逆转。中国历经帝国瓦解、战胜法西斯侵略、解放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成为世界核心工业强国。而英国则从帝国蜕变为离岸清算中心，从世界工场沦为食利经济，从规则制定者退为规则接受者——这场转型让少数阶层积累财富的同时，也掏空了这个国家的根基。基尔·斯塔默的北京之行 1 月 31 日落下帷幕，这段行程属于这段历史。这是八年来英国首相的首次访问，用他的话来说，旨在建立“更成熟的关系”。他抵达的这个首都，古老的城心如今镶嵌在极速扩张的现代国度中，环城公路延伸至天际，高速铁路穿梭城市，政府部门的运作规模在欧洲无出其右。但更大意义上，这标志着两个国家的会面：一个如今塑造世界经济格局的文明型国家，与一个霸权终结后仍在寻找角色的国家。经济引力正将世界引向中国。问题在于英国的执政阶层能否暂时放下冷战幻想的自我安慰，与现实展开对话。数十年来，英国外交政策建立在简单的平衡之上：经济上与欧洲融合，战略上从属于美国。脱欧斩断了欧洲支柱，如今美国支柱也在动摇。特朗普领导下的华盛顿将盟友视为附庸，视法律为可选项，将安全当作谈判筹码。规则秩序的表象已让位于更为粗野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冷战 2.0”或与现代中国进行文明竞争的说法，让英国精英们沾沾自喜，误以为自己仍属于一个统一的西方阵营。这种论调用道德戏剧取代了实质战略，并导致了一种自我伤害的姿态：将世界制造业中心视为道德风险，同时继续在无筹码的情况下进口其产品。即便是稍微偏离这一剧本，也会面临压力。英国决定将华为排除在 5G 基础设施之外——这一决定是在华盛顿的坚持下做出的——显示出独立判断的空间已经变得多么狭窄。斯塔默也应警惕重复卡梅伦式的对华魅力攻势。在实践中，这无非是邀请中国资本进入英国资产以提振伦敦金融城。这是一种没有产出的交往，没有建设的伙伴关系。斯塔默此访的早期信号也指向了类似方向：强调服务业而非工业，用积极但边际的收益——如免签证旅行——来替代任何结构性的变革。中国将国家统筹、公有制企业、战略性金融和市场规律融合为一体，打造出规模空前的产业机器，其成效令人惊叹。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生产力扩张，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从无到有建立起来。随着实际收入增长25倍，约有8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经济数据上，也深刻烙印在国民体魄中。1980年代中期，五岁中国女童的平均身高比美国同龄人矮七厘米；到2019年，中国女童已反超两厘米。中国青年男性的平均身高仅用一代人就增长了数英寸。难怪哈佛大学艾什中心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中国民众对政府表示满意。这种合法性的基础来自于实实在在的成就。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领域，中国的运作规模已是全球独步。能源转型让这一点变得不容忽视。中国是脱碳供应链的核心所在：从太阳能制造到电池，再到电网组件。2024 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过 6250 亿美元 ，并且提前六年实现了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的目标。全球超过一半的太阳能装机容量位于中国，全球太阳能面板出口中有五分之四来自中国。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这是其成为全球碳密集经济体“世界工厂”的结果。但这也恰恰说明了其发展轨迹的重要性。曾推动其工业崛起的国家能力，如今正被用于重塑其发展模式。中国的排放量已开始下降；人均产出仅达到美国约 60%的水平，而美国的排放量仍在持续上升。当今，中国工业是解决气候危机的核心引擎，中国展示了脱碳进程需要一场物质革命：电网、港口、铁路、电池、热泵、优质钢材、混凝土、半导体产能，以及将这些要素整合成有效运作系统的战略规划、耐心资本和企业管理。英国在这条道路上已占有一席之地。它在海上风电领域是全球的领军者。但部署上的领先并不等同于生产上的主导。涡轮机和关键部件的价值大多仍集中在中国，特别是在发电机、铸造和稀土原料方面。与中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将包括技术合作和合资企业，从而将更多的生产环节带回国内——随之而来的是就业机会、技能培养和坚实的工业基础。钢铁行业暴露了其中的利害关系。绿色转型本质上是钢铁密集型产业：涡轮机、输电塔、铁路和电网都将由钢铁建造。然而，英国的原钢生产能力在 2025 年几乎消失殆尽，当时政府不得不紧急通过立法，以防止斯肯索普的高炉被其私人所有者关闭。必须将钢铁视为基础设施——由公共政策主导，而不是交给那些目光短浅、承诺不足的私人所有者。这指向了关于英国经济的更深层次问题。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应实现三项目标：提升实际工资水平、改善并扩大公共服务，以及建设生产力与技术能力。英国以金融业为主导、依赖资产价格膨胀和股东回报的经济模式，显然未能通过这些考验。中国的模式实现了大规模的结构性转型，成就非凡。我们既不应将其理想化，也不应忽视其中可借鉴之处：战略规划、关键领域的公有制、引导金融服务于生产而非投机的社会化机制，以及防止资本主导国家的防护栏。构建绿色经济不能无视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存在。中国在绿色转型中的核心地位使得与其互动无法回避。美国的应对策略是将世界划分为竞争的经济区：限制技术流动、将关税武器化，并迫使盟友加入经济封锁圈。真正的替代方案不是更换靠山，而是改变秩序。英国应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建一个权力受规则约束而非凭借野蛮胁迫行使的世界——贸易、科技和安全领域应以互惠原则而非霸权主义来主导。这意味着抵制重回大国瓜分格局，而是促成真正多边解决方案，让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交往。这绝非以一种依赖关系替换另一种。这同时意味着：在战略自主与贸易领域深化与欧盟的关系；与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南非等新兴大国建立伙伴关系；用马克·卡尼的话来说，支持其他“中等强国”摆脱美国的控制。我们的姿态应当具有全球视野与务实目标。然而当前英国右翼势力大多反其道而行之，包括“激进”的英国改革党。他们承诺夺回控制权，却将国家更紧密地捆绑在华盛顿的战略轨道上。英国与中国的新关系，应以其所构建的实际成果来衡量。英国向别国宣讲自由的那个时代，是建立在炮舰、饥荒、分裂和帝国统治的基础之上的。如今，西方秩序则通过选择性战争、政变以及摧垮整个社会的制裁来推行其意志。《柳叶刀·全球健康》2025 年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和欧洲的单边制裁每年造成约 50 万人死亡，自 1970 年以来总计约 3800 万人。英国的声音，唯有摒弃帝国主义姿态和双重标准才能被倾听。一个武装以色列、在战争与制裁问题上屈从美国的国家，不能指望自己的说教被视作无私原则。一个事实值得直言：中国的对外姿态比华盛顿更具可预测性和和平性。中国思维倾向于长远考量，偏好促进贸易和投资的稳定安排。而拥有全球八百多个军事基地的美国，过去十二个月中至少轰炸了七个国家，同时还反复无常地将关税作为胁迫工具。英国必须自问，它准备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昔日广州白银作为武力压榨的贡品抵达皇家铸币局。如今新中国大使馆将通过规划许可与采购订单的方式进驻。若英国统治阶级不能辨明其中差异，将只会继续随波逐流：一面谴责未来，一面引进未来；一面固守坍塌的旧秩序，一面无力构建新秩序。建立与中国明智的新型关系，将意味着英国宣示停止随波逐流的决心。统治阶级固守着帝国时代的条件反射，只因缺乏实质性的振兴蓝图——而挣脱这些桎梏，本身就是在开创未来。一个国家若停止建设，精英阶层若只依赖食利而活，便注定成为他人故事里的背景板。改变航向意味着重振国内建设，重塑我们在世界舞台的姿态。与中国建立务实关系是这一转向的重要一步：远离有管控的衰败，迈向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服务的经济；远离对美国的顺从，转向由规则而非胁迫塑造的国际秩序。这并非复兴的保证。但若没有它，复兴几乎难以想象。《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是英国领先的进步政治与文化杂志。作为政治与文学周刊于 1913 年 4 月 12 日创刊，其撰稿人包括 J·M·凯恩斯、伯特兰·罗素、乔治·奥威尔、弗吉尼亚·伍尔夫、克里斯托弗·希钦斯、马丁·艾米斯、J·B·普里斯特利、克莱夫·詹姆斯、罗恩·威廉姆斯、约翰·伯杰、克莱尔·托马林、安德鲁·马尔和约翰·格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