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名不传，就失去了在故乡的精神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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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千六，80后,东北人。在魔都一所大学教教日本文学与思想，写点论文，偶尔也写点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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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线的风筝

文 / 千六

一

感官与理性哪个更靠谱，有时还真不好说。这些年因为各种机缘，曾长年辗转于上海、东京、厦门诸城之间。每次一下飞机，皮肤和鼻子就会下意识地抢先向大脑皮层汇报一个信息：就这感觉，就这味儿。健忘如我，很多人、很多事早已依稀模糊，但感官却意外靠谱得很。

前几年曾跟一些朋友到浙江景宁山里考察畲族民俗，一下车就顺口秃噜出一句话：对，就是这个味儿！吾友立地懵圈：啥味儿啊，畲族味儿吗，我咋没闻出来？

大兄弟他不会懂，仲夏雨后山中的土香、草香混杂着牛粪味儿，让明明身在客场的放马少年心里顿生主场的豪壮之感，恨不得原地找到那个骑着黄牛的牧童，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像张翼德那样，望着大哥的脸，虎目圆瞪，满含热泪：俺也一样，无问牛马！那种感觉莫名就是——要论大农村，没人比咱懂。

日语会以“读懂空气”描述一个人对交际情境有敏锐洞察力，可“空之气不余欺也”的实感，在农二代出身的俺这里却是扑面而来通往故乡的心灵密码。

今年出了一本评论集，书稿“小引”中原有一段话言及故乡的空气——

“每年过年都会回到故乡，陪伴在父母身边。我出身于大连乡下，佳节返连，吾乡一如旧日，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乡音所在，满是‘人气’与温情，不似城市格子间冷漠的我们。”

这是三年前生日（人日）当天趟在老家炕上有感而发写出来的，不料一位苏北老铁读罢，激动地表达了她的不满，大意是：我也出身乡下，可那个以前重男轻女、现在欺男霸女的地儿，永远不想回去，你这么写，就是在美化农村！

冷静下来想想，确实也有些心虚，于是在出版前火速删除了这段看似矫情的文青之语。可成书拿到手里，不知为何，还是为删掉了这段话而有些茫然若失。现在想来，失意还是诗意，冷酷抑或温情，在我们彼此心中或许都会或多或少存在，所别之处无非是比例的问题，是你的眼睛想看到哪部分，你的心想记住哪部分。青年，中年，直至老年，对故乡的情愫、想象所映照出的，无非是你我不同阶段的处境与心境而已。

父亲去年离开了我们，回到老家，心里自然是缺了一大块。呆立在院子里，回首之间，他依稀就坐在台阶上笑盈盈地看着我，不言不语。时而，又见他拿着锄头在院东头儿的地里耪着草，我站在厢房的屋顶上冲他喊了声爸，他回头看了看我，却又飘然远去。

父亲晚年经历了一次不小的车祸，手术室外我切切恳求于手术医生的唯有一事：务必让他活下去，不计代价。他是“50后”，虽然一生挣扎于底层社会，命运受尽时代翻弄，所幸身体底子算不错，总算从手术台上捡回一条命，而大脑受损的代价则是痴呆。但在我们一家人看来，这都不重要，只要他在，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如此说来，最后五年，于他于我，皆是偏得。

老母年逾古稀，身在京沪的姐弟俩总会在监控里隐隐听到她克制的哭声，却四处寻之不见。我知道，那监控死角中的低声抽泣中，有对父亲的思念，更有形影相吊的苦涩和不愿打搅子女的隐忍。不敢想更远，此乡终因父母亲情、故旧之所在方成其“家”，才成其“故”。对父母的孝行与遥望中又何尝没有自我确认、自我成全的私心呢？没有了这条线，随风飘摇的风筝不知会飘向何方。

二

故乡变得越来越陌生了，每次回乡，村中的孩子们与这位叔伯辈的“闯入者”总是两看不相认，每每就像城里的邻居一样，在擦肩而过的尴尬对视中各自默然逃回自己的鸟巢。而我偏偏是个念旧的人，好在旧路、旧识中辨认当年，想想来时路。因为，稀里糊涂混到中年，猛然惊觉，最不了解的人竟是自己。

小时的我也是个“爱叫人儿”的人，在吾乡土话中，“爱叫人儿”就是逢人先开口，“二大爷，耪草啊？”“昂，千六啊，你上哪嘎哈？”儿时在苹果园里、苞米地边，听到别人喊“千六”（因计划生育被罚一千六百块而得此诨名）总会心下不快，其实我期待他们喊那没有包含任何屈辱感和土气感的大名。是啊，乳名、诨名都是土气的。

初二时，在吾乡集市日的一堂物理课上，正当全班同学聚精会神地听着课时，后门被猛然推开，一个大爷手里挑着一双鞋冲着倒数第四排的宝玺同学眉飞色舞地大喊：双喜儿啊，来来来，快康康爷给你买的介双鞋合不合脚（jue）！

全班面面相觑，沉默三秒旋即满堂哄笑，宝玺回首瞪着大爷，小脸儿登时胀得通红，恨不得挖个洞钻进去，所有的气恼都源自这村里村气的乳名。

后来长大才知道，名字取得越土、越“贱”娃就越皮实、越好养。反过来想想，不禁感慨，这一个个土名、“贱名”便是深扎于这片土地上的根，其背后寄寓了多少爹娘在极端年代对“生”的无力渴望。

可现在，无论“千六”还是“佛生”（乳名），我全都会乐呵呵地照单全收，它们就像是某种默契的暗号。不知是不是一时成功的虚荣心为当年的不快埋了单，或许，如果从未走出过村庄，现在的我依旧会为此感到羞耻神伤。就像中秋回来时看到满眼丰收景象自然是满心欢悦、温馨，但那是不是因为我已无须因风霜雨雪的到来而望着天提心吊胆，也逃过了苦苦难捱的那耕种、锄草、打药、收割的每一天。不喜欢衣锦还乡式的自恋，但至少现在，似乎唯有“千六”和“佛生”仿佛才能证明那条系在风筝上的长线，风筝飞得再远，那线都一直真切地存在着。

不想面对故乡时弄丢了名字，因为它们定义了特定时空下的我，是我被这片土地接纳的精神户籍。若有一天你突然发达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的焦点，提及大名时乡人往往会一脸茫然，或许那个名字在他们的人生中从未存在过，一旦说“就是黑瞎子村王二狗屯王麻子他们家的老二”，众人便会即刻了然。可那些知道这一切的叔伯婶娘们在一天天凋零，总有一天乳名不传，线亦终断，无人招唤，这才是我心底最一厢情愿、也是最为深刻的恐惧。

名之不存，人将焉附？学林教授和林中千六定义了两个时空下的我。相较之下，与其说子轩、楚涵们是一个个失去了暗号的无线风筝，不如说，他们的父母们本就不希望下一代再与这片“不养人”的土地有任何瓜葛，要放弃这里一切的社会关系，到城里让一切从头再来。即便未来某天倦鸟知返，他们多半也会选择返回县城里那唯一的“楚涵的世界”。不过，真到那时，恐怕也别无选择。

细想之下，无论是“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还是“故乡的月光，让我惆怅让我思量”，我与乡人的反向奔赴本无高下之别，无非都为补全各自人生不同阶段所未及的某种憧憬、残缺抑或渴求。可当知道乡里中小学的老师们多在五十公里外的县城买房、每天驾车通勤时，还是不由得心下一惊。“城里的月光”不仅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方式，更意味着此后家族命运的根本转折。在乡里做幼儿园园长的老同学告诉我，城里买房的老师们只是想把自家下一代送到城里读书，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老同学毕业于中师，算是“包分配”时代的最后一批受益者，大概在2007年前后起，新教师们都是通过统一招考的形式来此任教的。可这个偏僻穷困的小镇、学生锐减的学校终究还是留不住人，主城区常有遴选乡镇教师进城任教的机会，怕得罪人的校长遂许众人各显神通，结果光今年就有七位优秀的年轻人如愿奔赴他们的星辰大海，因为原本就无人愿意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虚掷青春，校长也为此被教育局长好一顿训斥。对我而言就似异地恋对象的故乡，对他们而言则是“见光死”。没有选择生身于此者，努力离开这里而改变下一代的起点，外来者寄望于以这里为驿站跳往下一站，人来人往穿行于此，唯一确定的是，除了那些在城里混不下去的破落户、被追债的老赖，会以农村“空气好”为由牵强地文饰自己躲在乡下的选择，无人会将这里当作一生的归宿和终点，故乡遂成为被抛弃、避之而犹恐不及的对象，成为失意者的收容站、避难所，在优胜劣汰的世界中送优迎劣。

扪心自问，当年的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便是现在，归乡的松弛感、幸福感本身，又何尝不是因为这里已经跟你没了关系，你成了一个每年在此度假不过一月的旅人，故乡已成他乡，人们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日渐无机化。

三

这让我想到了一场调查。1940—1944年，日本殖民当局以国策调查和研究机构“东亚研究所”的“中国习俗调查委员会”为主体、“满铁调查部”的习俗班调查员赴现场调查这种双方合作的形式，在华北日军控制地区的农村展开了一场“中国（华北）农村习俗调查”。

围绕调查结果，平野义太郎和戒能通孝两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其核心在于中国农村是否存在基于血缘和亲情的共同社会式的生活协同体。平野对此持肯定之论，而戒能则认为中国的村落毋宁说正是协同体精神解体之后产生的所谓利益社会关系。

平野·戒能论争显然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学术观念的东亚投影，所谓“利益社会”意谓大都市中常见的、建立在相互利害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结合；而“共同社会”指的是家族、村落等由亲情和理解结合而成的社会。那么中国农村究竟如何呢？余生之前、吾乡之外断不敢言，若单以生身之地为例，就近二十年的乡村生活体验和二十多年返乡见闻而言，这里基本可以说是一个以共同社会为表、以利益社会为里的状态。

虽说倦鸟知返，可在乡村社会，如果在城里混得不好，你的故乡甚至亲族恐怕也未必会愿意敞开怀抱接纳你。一厢情愿式的游子乡愁永远只能是漂浮着的、难以名状的单相思，而这里需要的是肉眼可见的权势、地位，像极了近些年来中国的大学——似乎唯有那些有能力提供大额捐赠的校友才配被母校看见。

写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前面说到“乡音所在，满是‘人气’与温情，不似城市格子间冷漠的我们”；又为何对苏北老铁的故乡责难也心有戚戚，这岂非自相矛盾。简单说来，这意味着有关故乡的“心脑分离”。理性上，你很清楚乡村早已被城市的利益社会逻辑所收编，亲情不再；但如果不用选择性、审美性的追忆为“故乡”想象带上了一副共同社会的有色眼镜，似乎又很难安置自我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说白了，是那些远去的风筝们，更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线。

或许，我原本也没有资格代言所有风筝，因为有心寻线的风筝也未必多了。在吾乡，“80后”恐怕是身上还沾着泥土气的最后一代，上山、下田、除草、打药、插秧、收稻，没什么农活是没扎扎实实干过的。我不想美化苦难，不过90、00后的孩子们早已不事农耕，无论是否是未来的准县城人，他们身上都只有补习班的班味儿，可这似乎也不是他们的错。

北京的李远江老师在过去的一些年里积极在中小学里推动家族史调查与写作，让孩子们思考自己家族的历史。每次讲座，当抛出“谁能说出自己曾祖父的名字”这一问题时，孩子们都会被此“灯下黑”震懵。远江老师说，“大部分地方百分之九十的孩子是说不出来的。很正常。就我这一代人来讲，知道自己曾祖父名字的也不超过百分之五。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自责，是这个传承被打破了。”

我也尝试问遍了身边的学生和朋友，能说出曾祖父名讳者几无一人。我在一所大学的日文系教书，孩子们对日本动漫如数家珍，对感兴趣的日本历史人物之宗族系谱、人事网络也稔熟于心，单单对自己的家族三代以上的血脉传承毫无兴趣。这与近年来乡村社会的“断亲潮”互为表里，熟人社会不可阻挡地走向全面崩解。从代际意义上而言，吾乡父辈一代有可能是最后一代农人，而我们这代人则有可能是有着乡土式乡愁的最后一代离乡者。

十多年前，曾经有一位同样出身农村的学生问过我：中国农村怎么能好？我曾大言不惭地说了句颇自以为是的话：当出身农村的人不以此为耻时，就会好。然而，不以为耻和“好”，孰因孰果本身便是问题，这种空洞大话显然是把结果误作前提，在风筝与线的牵扯与挣脱之间，轻率地绕过了几个必须直面的根本问题：出身农村的人变了；他们“怎么能”不以为耻；谁的好才算“好”。这些年，城镇化风潮席卷各地，吾乡亦莫能外。可城镇化不能只把乡人视作拉动经济（尤其是房地产业）发展的最后动力，不能只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迁移，不能是让乡人们换一个空间继续过乡下生活，较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让生于此地者就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看到希望。

这不是盖几幢楼房、修几条公路所能解决的，它取决于人们在此时此地对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的预期，他们要的不是“你以为”，而是真切的“我以为”。乡村社会迅速瓦解的问题、乡人城市融入的问题、认同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养老的问题等若不解决，人与人之间无以维系，社会便难以为继。到最后，物非人非，风筝没了，线没了，根也没了。

吾乡的“街里”便是小镇的中心，就像县城主城区是县里的中心，也是人们争相奔赴之所在，人们以在县城拥有楼房相标榜。项飙在与吴琦的对话（《把自己作为方法》）中谈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心”，“它不仅是一个中心，而是有一层一层的次中心，各个区的层级化”，“大家都往中心挤，其实是蛮危险的。”信哉斯言。

“中心”，意味着资源的汇集，近代以降的中国，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娱乐设施、就业机会的汇集加剧了城乡两极的分化。城市“中心化”的历史，也是乡村被汲取、被掏空的惨淡历程，这是人们的自主选择，也是权力自上而下塑造的结果。看得见的楼房、工厂和柏油马路全面击溃了“看不见”的情感、认同与泥土气，吾乡由此失魂落魄。在城市高楼中面对乡村地图为其擘画未来的主事者们，可不慎之乎？